在社交媒體的廣闊版圖中，Meta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幾乎覆蓋了全球半數人口，成為現代數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這座科技帝國正面臨一場由內而外的信任危機。根據路透社2025年11月獲取的內部文件，這個社交巨頭每天向用戶展示約150億條涉嫌欺詐的廣告，而這些廣告內容在2024年為其貢獻了約10%的總收入，相當於160億美元。
這一數字，足以揭示詐騙廣告在Meta生態中的泛濫程度，更反映出這家社交巨頭對“違規收入”的結構性依賴。
這些詐騙廣告形式多樣，從虛假投資計劃、非法網絡賭場，到冒用知名品牌或公眾人物名義的電商騙局。
內部文件顯示，欺詐者甚至創建了冒充美國軍方人員的虛假賬戶，每周發送數百萬條信息誘騙用戶上當。
此外，“性勒索”騙局——即詐騙者獲取用戶（通常是青少年）的私密影像後進行敲詐——在Meta平台上也變得日益猖獗。
更令人擔憂的是，Meta的內部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這類廣告的流通。
根據文件，只有當系統判定某廣告主有95%以上的可能性從事欺詐時，才會被徹底封禁；否則，Meta會選擇對這些“嫌疑賬戶”收取更高額的廣告費，作為變相懲罰。
這種被稱為“懲罰性出價”的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欺詐廣告的總量，卻也使Meta從中獲得了可觀收入。一份文件明確指出，僅那些“法律風險較高”的詐騙廣告，每六個月就能為Meta帶來35億美元收入，“幾乎肯定超過任何與詐騙廣告相關的監管和解成本”。
與此同時，Meta的個性化廣告系統也在無意中助長了詐騙內容的傳播。一旦用戶點擊過某類詐騙廣告，算法便會持續推送相似內容，形成“越點越多、越多越信”的惡性循環。
內部文件坦承，Meta平台已成為全球詐騙經濟的重要推手。2025年5月的一份安全報告指出，美國境內約三分之一的成功詐騙案件與Meta的產品有關。而在一份2025年4月的內部評估中，Meta甚至自認其平台“比谷歌更容易用於詐騙廣告”。
公司應對與尖銳質疑
面對外界質疑，Meta發言人安迪·斯通回應稱，路透社所引用的文件“片面地扭曲了公司在打擊詐騙方面的努力”。
他解釋說，早期關於10%收入來自違規廣告的預估“粗糙且過於寬泛”，實際比例更低。他還強調，過去18個月中，用戶對詐騙廣告的投訴量已下降58%，2025年以來公司已移除超過1.34億條欺詐廣告內容。
盡管公開表態堅決，內部文件卻揭示了Meta在治理詐騙與維持收入之間的兩難。2024年10月，公司高層向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提交了一份“溫和執法”方案，計劃逐步將違規廣告收入占比從2024年的10.1%降至2025年底的7.3%，並期望在2027年控制在5.8%以下。然而，策略文件也坦言，若驟然切斷這部分收入，可能對公司的財務預測造成沖擊。
此外，Meta為內部反詐騙團隊設定了“收入護欄”。在2025年上半年，團隊不得采取可能導致公司損失超過總收入0.15%的封禁行動，約合1.35億美元。盡管斯通澄清這並非硬性上限，但這一機制仍反映出公司在商業利益與用戶安全之間的權衡。
這一系列事件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互聯網行業的類似爭議。2016年引發全國關注的“百度莆田系醫療廣告”事件。當時，百度因允許未經嚴格審核的民營醫院廣告在其平台上推廣，導致多名患者接受不當治療甚至延誤病情。與Meta的情況相似，百度當時也從這些有問題的廣告中獲得了可觀收入，而平台的排名機制實質上助推了虛假醫療信息的傳播。
不過兩者之間還是存在重要差異。Meta的詐騙廣告問題更具全球規模，每天影響超過30億用戶，且形式更加多樣，從投資詐騙到加密貨幣騙局無所不包。而百度當時面臨的主要是醫療廣告領域的特定問題。
在監管回應上，中國政府對百度事件采取了迅速而堅決的態度，出台了一系列互聯網廣告管理規定，強制平台對廣告內容承擔更多審核責任。相比之下，Meta面臨的全球監管環境更為覆雜，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執法標準不一，使得公司能夠采取選擇性合規策略。
這一醜聞曝光後，專家們的反應如潮水般湧來，直指Meta的道德與監管短板。
詐騙專家桑迪普·亞伯拉罕（Sandeep Abraham），前Meta安全調查員，如今經營一家咨詢公司，在路透社跟進報道中痛批：“Meta從涉嫌欺詐的來源獲利，暴露了廣告行業的監管空白。如果監管機構不容忍銀行從詐騙中牟利，為什麽科技公司就能例外？”亞伯拉罕的觀點迅速被媒體轉載，他強調這不僅是Meta的孤例，而是整個數字廣告生態的系統性缺陷，他呼籲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加強幹預，預計罰款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
前Meta廣告副總裁羅布·戈德曼（Rob Goldman）和前反詐騙主管羅布·萊瑟恩（Rob Leathern）創辦的非營利組織CollectiveMetrics.org，在《連線》（WIRED）雜志專訪中進一步放大質疑。
萊瑟恩強調，詐騙廣告的泛濫並非技術失靈，而是平台“對投資的滯後”。他指出，Meta在過去五年中，反詐騙團隊和技術進步幾乎停滯不前，盡管公司每年從這些“高風險”廣告中獲利70億美元。“這些詐騙者資金雄厚、手段狡猾，不斷進化以繞過系統，而Meta卻選擇‘定價’而非根除，”萊瑟恩在采訪中說，這番話迅速被科技圈轉發，引發對平台算法偏見的熱議。
科技作家科里·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發表長文，將Meta比作“太大而不能倒的詐騙幫派”，他引用內部備忘錄指出，公司明知平台卷入美國三分之一成功詐騙，卻因罰款遠低於收入而選擇“漸進整改”。
諷刺的是，Meta正用詐騙收入資助其“超級智能實驗室”。廣告科技資深專家多米尼克·米塞蘭迪諾（Dominick Miserandino）在訪談中感嘆：“這只是在線廣告的骯臟秘密——我們一直知道，但Meta的規模讓它更顯荒謬。”他預測，這將刺激合法廣告主轉向谷歌或TikTok，Meta的廣告生態面臨“信任崩盤”。
監管風暴與全球鏡像
監管壓力確實在不斷升高。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就Meta平台上的金融詐騙廣告展開調查，而英國監管機構指出，2023年全國與支付欺詐相關的損失中，54%與Meta產品有關。
據一份內部文件估計，Meta預計可能面臨高達10億美元的罰款。然而，另一份文件冷靜地指出，僅高風險類詐騙廣告每六個月就能帶來35億美元收入，“幾乎肯定超過任何與詐騙廣告相關的監管和解成本”。
在輿論與法律的雙重壓力下，Meta試圖通過技術手段緩解問題。除了提高對可疑廣告主的收費，公司還加強了自動審核系統的部署。然而，詐騙形式不斷翻新，政策漏洞依然存在。例如，2025年4月，一則冒用加拿大總理名義發布的加密貨幣詐騙廣告在系統中未被自動標記，最終因其他原因被撤下。內部文件承認：“當前政策不會標記此賬戶！”類似案例暴露出平台規則在“實質性欺詐”識別上的滯後。
這場詐騙廣告危機不僅關乎技術或監管，更觸及信任的根本。一位加拿大空軍招募官的Facebook賬戶被黑客用於加密貨幣詐騙，導致其多位朋友受騙，損失總額超過6.5萬加元。盡管她與朋友多次向Meta舉報——她估計超過100次——賬號仍持續活躍數周，直到至少五人受害後平台才采取行動。這類事件並非孤例，它們共同描繪出一幅平台責任與用戶安全之間嚴重失衡的現實圖景。
隨著Meta將巨額資金投向人工智能與數據中心的建設，特別是2025年資本支出預計已高達720億美元，其在平台安全與內容治理上的投入是否匹配，已成為投資者與公眾關注的焦點。內部文件顯示，安全團隊曾被要求限制使用公司計算資源，僅維持基本運營，這與公司在AI領域的豪賭形成鮮明對比。
這不僅是Meta的挑戰，也是整個科技行業在追求增長與承擔責任之間必須面對的命題。從百度到Meta，盡管地域與文化背景不同，但互聯網平台在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間的掙紮卻如出一轍。
結語
Meta的算法每天向全球用戶推送150億條詐騙廣告，讓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根本性問題：在追求技術突破的同時，我們是否已經遺忘了科技本該服務的本質？
值得深思的是，Meta的內部文件顯示，公司完全清楚問題的嚴重性。他們知道平台涉及美國三分之一成功詐騙案，明白自己的系統“比谷歌更容易用於詐騙廣告”，甚至精確計算過罰款與違規收入的價差。這種“知情而不作為”的態度，暴露了當前科技治理體系的深層缺陷。
是繼續在灰色地帶追逐利潤，還是真正將用戶安全置於增長之上？答案不僅關乎一家公司的命運，更將決定數字時代的信任基礎。技術可以叠代，算法可以優化，但一旦失去信任，再精密的數據中心也不過是空中樓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