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6周年，也是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時移世易，二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不斷在經歷松動和變化。站在“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時間節點上，中國正以獨特的姿態和方式，深度參與到全球治理的進程中，與傳統的“西式國際體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互動。
國慶76周年前夕，中國繼“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議之後，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核心理念是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和注重行動導向等五條。
該倡議提出的時間點，是在九三大閱兵的兩天之前，國慶日的一個月之前。在閱兵和國慶活動中展示出來的強大軍力和國力，為中國提出這四大倡議賦予了充足的底氣。
四大倡議雖是智慧和理念的產物，但只有此智慧和理念，沒有在發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各個方面與之相配且令人信服的本國成功實踐和經驗不行；而只有本國成功實踐和經驗，沒有足以克服強大外部阻力、將倡議內容推向全球所必備的軍力和國力也不行。
中國提出的這四大倡議，不僅展現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更體現了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深刻思考。如何推動四大倡議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認可，成為下一步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而這就要從目前通行於世界的“西式國際體系”說起了。
“西式國際體系”的由來
當前世界上這個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每個國家以邊界劃分領土並通過中央政府、財政體系和常備軍維系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國際體系，並非自古有之，也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為的一個創造。具體說來，是幾個世紀之前幾個歐洲小國在一系列戰爭之後共同創造出來的觀念產物。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歐式國際體系”或“西式國際體系”。
回望過去，整整500年前的16世紀20年代前後，一場被歷史學家們稱之為“軍事革命”的大變革首先在歐洲的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等國以不同的形式發生。火器的普及、裝備火炮的步兵方陣的出現、星形布局的“棱堡體系”的發明等等，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依賴於貴族騎士高超武藝進行作戰的古老方式。
1648年5月，《明斯特和約》的簽訂標志著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也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自：荷蘭畫家赫拉德·特博赫（1617-1681）
這觸發了一個新的戰爭邏輯：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長，發動一場戰爭所需的金錢越來越多，遠遠超出了貴族們個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於是，一個面向更大規模人口征稅和征兵的系統成為必需，一個用於征稅和征兵的官僚機構和一個用於壓制內部反抗的中央權力也成為必需。於是，歐洲近代國家的雛形——中央集權、官僚制、常備軍的三位一體被塑造了出來。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的一句名言精煉地表達了這個邏輯：戰爭制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這就是所謂“現代國家”的誕生，究其本質就是“戰爭國家”，就是軍事革命的產物。“戰爭國家”因為戰爭而被創造出來，創造出來之後也是為了發動戰爭。反過來說，在軍事革命的倒逼之下，也只有那些成功進行了內部整合、擁有強大資源動員能力的，才能在歐洲爭霸戰中生存下來。
而這也正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戰爭”得以發生的時代背景。這場在1618年到1648年之間進行的戰爭，由於各方都采用了百年軍事革命的最新成果，“戰爭國家”的行政體系也運轉其中，各方動員的總兵力空前巨大，戰爭消耗也空前巨大，最終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戰。雖然戰爭因宗教沖突而起，但在“戰爭國家”體系的作用下，很快演變為西班牙、奧地利等國尋求霸權與法國、瑞典等國維護均勢的國際政治鬥爭。
“軍事革命+戰爭國家”這個致命組合顯示出了史無前例的毀滅性後果，相互之間“誰也無法打敗誰”的僵局出現了，這就有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既是對軍事革命所塑造的新政治現實的一個承認，也是對三十年戰爭結果的一個法律確認。而這個結果，也就是“西式國際體系”的雛形。
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種體系。由於各個基於領土和人口的國家被賦予了名義上至高無上的主權，這個體系事實上在國家之外排除了任何超越性的權威，無論是皇帝還是教會，從此都不能再幹涉各國內政外交。與此同時，這個體系塑造了一個多極主權國家並存的結構，體系的維持完全依靠各國戰爭能力之間的均勢平衡。
“全球治理”概念的產生
可以認為，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400年來的世界歷史其實是在同一個劇本當中。一方面，以歐洲為中心，“西式國際體系”不斷擴大，原本處在體系之外的傳統國家，無論歷史上是怎樣的國家，一旦與體系內的“戰爭國家”發生接觸，就要被迫進行內部改造變身為同類的“戰爭國家”，否則就會被滅國。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一旦以“戰爭國家”的身份進入到“西式國際體系”之內，就要被迫接受體系內部的規則，不斷提高本國的戰爭能力以維護自身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參與到多極體系內的均勢平衡當中。
400年來世界歷史一直就是兩大類戰爭：一是西方列強在“西式國際體系”內部以“戰爭國家”身份在新規則下進行混戰，二是西方列強在“西式國際體系”之外發動侵略戰爭，利用其軍事優勢壓迫傳統國家，並迫使這些國家進行內部改造變身為同類的“戰爭國家”。這兩大類戰爭同時進行，直到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冷戰。
其結果是，一方面，世界上所有傳統國家都已被改造成了“戰爭國家”並被納入到了“西式國際體系”之內，另一方面，體系內主要“戰爭國家”的戰爭能力已經強大到足以導致全球生物同歸於盡的程度。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總統肯尼迪同柯蒂斯·李梅（右二）等美軍高級將領交談
這就是“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呼之欲出之時，全球人類所面對的一個嚴酷現實。
1990年德國前總理勃蘭特首次正式提出了“全球治理”概念。1992年一些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95年發表了《天涯成比鄰》的研究報告，闡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價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經濟全球化、改革聯合國和加強全世界法治的關系。
此後的30年里，雖然這個概念已廣為人知，學者們也一直都在認真地討論，但在為什麽治理、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麽、治理得如何等這五個最為核心的問題上，並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必須通過全球合作加以應對的問題越來越多，而實際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解決方案卻少得可憐。
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不覆雜，雖然全球化進程一直都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加速進行，世界各國已經越來越緊密地擠在了一個小小的“地球村”中，但是目前這個規定著世界各國行為方式的“西式國際體系”卻仍然是400年前的那個產物，與時代發展完全脫節了。
具體說來，當今世界各國本質上仍是“戰爭國家”，整個國際體系仍由“戰爭國家”為基本單位，仍需依靠戰爭能力維持均勢平衡，而“戰爭國家”仍然動輒訴諸自己的相對軍事優勢尋求權利和安全最大化。不僅如此，幾百年來一直在進行的軍事革命，在當今世界仍在加速進行，以至於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信息等等傳統的非軍事領域也都被逐一“武器化”成為了新型戰爭手段，導致了所謂“混合戰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如此看來，哪里還有“全球治理”逐步推進、走向落實的那一天？
中國的“全球治理倡議”
時間來到了2025年。500年以來一直由西方國家保持的軍事革命領先優勢，以及400年來由西方國家創造的基於“戰爭國家”的“西式國際體系”，終於開始發生動搖。
中國9月3日大閱兵所釋放的信號是：500年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的大國開始全面引領最新的軍事革命。而中國9月1日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所釋放的信號是：400年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的大國開始引領“西式國際體系”的變革。
這兩個信號是相輔相成的，結合起來就是說：一方面，中國正在穩步地取得在戰爭能力上的相對優勢，已經有能力擊敗世界上任何“戰爭國家”的挑釁，但是中國卻一直堅定地表示中國是一個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決不走西方“戰爭國家”老路的國家；另一方面，正如在“全球治理倡議”中表明的，中國無意繼續按照“西式國際體系”的舊有規則行事，而是要超越這個過時體系，致力於“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無法做到的。盡管當前這個“西式國際體系”不僅根本無力阻止戰爭，反而無時不在鼓勵各個“戰爭國家”的軍備競賽和“混合戰爭”的進行，但創造了這個體系並將其一直維持至今的西方國家，卻不可能對其進行變革。
但是中國卻完全不同。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在19世紀陸續遭受到多個“戰爭國家”的侵略，並了解到“西式國際體系”席卷全世界這個趨勢之後，被迫將自己改造成同類的“戰爭國家”並逐步融入到這個體系當中的。但是，中國的這個改造和融入過程，卻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壓迫之下被動進行的，而不是主動擁抱的。因為對中國來說，這種“戰爭國家”和這種戰亂不斷的國際體系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也不是什麽先進事物，不過就是中國歷史上早已經歷過的“戰國時代”，是完全沒有長久和平的“據亂世”。
所以，由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從各方面看都合情合理，其內容也有理有據。倡議通過幾大核心理念一方面表明了中國尊重當前基於“主權平等”和“國際法治”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希望以此為基礎通過廣泛的國際合作推動更高層次的全球治理，而無意依仗本國強國地位另搞一套；另一方面也針對某些強國越來越公開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再次重申了“多邊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原則，防止出現倒行逆施，導致全球治理多年來的國際努力前功盡棄。最後提到的“注重行動導向”，既是回應近30年來理論空談過多，實際行動太少的現實局面，也是奉行中國一直以來的腳踏實地、久久為功的行事方式，旨在推動全球治理實踐的走深走實。
無論前景如何，無論阻力多大，由中國推動的全球治理終於啟動了，帶著中國智慧和理念所投射的光明，也帶著中國軍力和國力所提供的底氣！
謹以此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周年。
．子政 時政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