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居
（太原 山西大学）
“气”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普遍的、涵义独特的范畴。道家、儒家、佛家、医家，情志精神、武术体育、艺术文化、企业管理、社会治理，各流派、各领域和各行业都把它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这个范畴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哲理、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和法理范围，是中国人理解、阐释甚至预言自然现象、生命机理、心理活动、精神特质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气”，就很难甚至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精气神”概念框架
为了探究和解释宏观可见的物质世界即“形”的微观物质基础和动因，中国古人创造了“精”“气”“神”三个概念，后来又将它们整合成为“精气神”概念框架。
先秦医学和哲学将“精”视为生命的基础物质，《黄帝内经·灵枢》提出“人始生，先成精”。道家将“气”看作万物的本原，庄子（前369—前286）《知北游》谓“通天下一气耳”。儒家中也有类似观点，《周易》提出“精气为物”，董仲舒（前179—前104）《春秋繁露》认为阴阳、四时、五行统一于天地之气，张载（1020—1077）《正蒙》谓“太虚即气”。医家和道家将“神”作为生命活动的主宰或心志，《黄帝内经·素问》用“精神”描述“真人、至人、圣人”的状态。
后来，“精气神”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框架。汉代《淮南子》把生命要素概括为“形气神”，称之为“生之所、生之元、生之制”，后演变为“精气神”。中医将精气神视为生命根本，《灵枢》言“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秦伯未（1901—1970）解释说“精为先天之本，气为动力，神为外在表现”。道家提出“精气神”的养生见解。俗谚“精足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睡”流传已久。道教内丹学则以“精气神”为生命系统的“三宝”，形成“精化气，气化神”的修炼学说。
“精气神”框架不仅用以说明个体生命构成，更广泛用于解释自然万物的生成变化、人类的身心活动机制以及社会的存续运行。在这一框架中，“精”是构成宏观物质和物质系统的精微物质和要素，“气”是驱动事物存在、运行和转化的兼具物质性与动力性的原动力，“神”是事物内在状态的整体外貌呈现。这个概念框架统合要素、动力、表现于一体，贯通自然、人体、精神与社会四大领域，体现中国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就身体而言，“精”为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灵枢》称“精”为形骸与脏腑生成之本。“气”是推动生理运行的动力，如《灵枢》所喻“水流日月之不休”。《灵枢》所载宗气更可“贯心脉而行呼吸”。“神”为生命主宰，《素问》强调“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类经》指出神能“统驭精气”，反映生命盛衰。精化气，气养神，神驭气摄精，维系健康平衡。
在精神层面，“精”“气”“神”共同构成心性体系。“精”是精神依存的物质基础，《灵枢》谓“生之来谓之精”，强调其先天本源性质。“气”为心理动力，孟子（前372—前289）《公孙丑上》倡养“浩然之气”，王阳明（1472—1529）《知行录》提出“气即是性”，融气于道德心性。“神”是意识主体，《素问》称“心藏神”，荀子（前313—前238）《解蔽》谓心为“神明之主”，突出其主宰地位。道书《太上九要心印妙经》谓“精乃元气之母”，《真气还元铭》言“夫神者是气之子，气者神之母”，由此概括了三者关系：精可化气，气能育神，神返而调气固精，从而维持精神整体的稳定与和谐。
社会之“精”包括资源、设施、人口与经济，为社会存续的物质根基。葛洪（283—363）《抱朴子·内篇》将人的形体与社会国家相对照，将“四肢、骨节与血”比作“郊境、百官与臣子”。社会之“气”体现于人民所创造的市场活力、制度效能、信息流通与公共信任，犹如生命之气推动社会运转。《内篇》谓“气犹民也”。社会之“神”则涵盖价值观念、文化自信、时代精神与共同愿景，引领道德取向与发展方向。《素问》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内篇》也称“神犹君也”。三者相辅相成：精足则气畅，物质基础支撑制度与文化；气畅则神全，社会活力促进共识凝聚；神全则驭精摄气，共同理想引导物质与制度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行。
图1. “精气神”概念框架的结构
“精气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统摄宇宙自然、人体生命、精神活动乃至社会运作的概念框架。它强调结构、动力与主宰三者互依统一，既贯通天人、融汇形神，也联结个体与社会，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思维特征。
自然之气
中国人视自然之气为宇宙万物生成与运行的根本依据。它并非具象或不可分割的实体，而是弥漫宇宙的连续性基础存在。西周虢文公认为“气”是自然万物的纽带，气动可致震雷、土膏发动等现象。伯阳父以“天地之气失序”解释地震，确立气序失范与灾异的关联。此观念与《国语》“六气”结合，形成气化宇宙论，将自然理解为以气为基质、万物借气感应互动的动态整体。
自然之气有三重属性：作为弥散性物质，元气化为阴阳五行，聚散成物；作为普遍的动力，气流推动形成四时更替、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作为信息载体，气为联系中介，可借物候、云气等“象”推知运行，即“观象知气”。气永恒运动并推动自然界的一切变化。
气具有化生、推动与感应三个功能。化生源于其物质本性。《易经》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元气论》称“气”可生成“天地人”，均指气可通过聚散形成万物。推动是气借助自身之力引发自然运行，《素问》以阴阳二气的升降释节气更迭，《曾子天圆》以二气“偏”“和”等解释自然现象。感应即气中介远距作用，“同气相求”，《素问》认为气候变动影响物候，王充（27—97）《论衡》称月相影响潮汐。诸功能统一于气的运动，共同维系着自然系统的平衡，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望气”“候气”等观象测机的方法以指导生产生活实践。
自然之气的运行决定于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与气机升降出入。阳气主升、动、温，阴气主降、静、敛，二者动态变化构成昼夜、寒暑等节律。气有木、火、土、金、水五种形式，其生克关系决定万物间的相互影响和循环平衡。气的升降（如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和出入（如生物与外界气交换），维系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气运行异常可致旱涝、风寒等灾害。该机制注重节律与平衡，并通过二十四节气等为社会生产提供时间节点，进而发展出“宣气”“导气”等调节气机以维持生态平衡的方式。
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与自然互动的基本方式就是对自然之气的顺应与干预，关键在于把握和调节气的运行规律。顺应表现为依循自然节律以安排生产生活，特别是依节气安排农事，以及通过勘察地形、水文等“气脉”，择选利于气之聚藏与流通的环境。干预则强调以疏导应对异常，如都江堰水利工程通过疏导治理水患。传统医学主张“避邪气、扶正气”，以药物针灸调节人体内外之气。“祈雨”“止风”仪式，便是藉象征行为影响气之交感的实践。
人体之气
中国传统医学中，人体之气指的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和信息及其精微的物质载体。从来源和形成途径看，它包括先天之气、后天之气和外部之气。先天之气是“元气”，禀受于父母的先天之精化生而成，藏于肾中，为生命原动力。后天之气是脾胃运化水谷产生的“谷气”，是后天聚敛的能量。外部之气是肺吸入的“清气”，与谷气合为宗气，主司呼吸与气血运行。三者的生成与转化，共同推动气机活动和能量代谢。
人体之气依照其运行之处可分为行于脉中而化血的“营气”、行于脉外而温煦抗邪的“卫气”，以及维持脏腑功能的“脏腑之气”等。这些气共同实现推动、温煦、防御、固摄与气化五大功能。“推动”是气激发并维持血液循行、津液布散及脏腑运作。“温煦”是维持体温与生理活性的基础，尤赖肾阳与卫气。“防御”体现于卫气抗御外邪，关系机体免疫强弱。“固摄”指气对体液、血液与脏位的约束，防其失序或下陷。“气化”是气所促成的物质-能量-转化过程，如饮食化精微、精微化气血及废物排泄皆属其范畴。这些功能经由气的运动即“气机”实现，基本形式为升、降、出、入。
气的运行以经络与三焦为通路，脏腑协调为核心，构成全身功能网络。经络为气行路径，亦联络脏腑肢节，如肺经主宣发、胃经司降浊。腧穴为气机转输之要处，是针灸干预靶点。三焦为气水通道，分部上中下，对应心肺、脾胃与肝肾功能，其通塞关乎气化及水液代谢。气的运行具有明显时序节律：营气循行依“五十营”模型，日夜五十周；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与寤寐同步。气机亦应天地节律，如四时中有春升夏浮秋降冬沉之趋，昼夜有阳气朝生夕敛之律，体现人体与自然之同步适应。
对人体之气的调适是中国传统健康维护与疾病防治的主要措施。行为与气机自然节律相协调，包括饮食、起居、情志与运动的适度化，叫作顺应。《素问》主张“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以维持脾胃之气与卫气运行有序。四时养生则注重春助肝气升发、夏顺心气亢盛、秋养肺气收敛、冬利肾气封藏。情志管理过极就会扰动机体气机，因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气机受扰，则需采用药物、针灸、导引等方法调节，基于气机辨证进行干预。中药藉性味归经调气，如参芪补气，陈香行气，柴胡疏肝，沉香降逆。针灸通过刺激穴位调畅经气，如足三里健脾胃、关元补元气，等等。导引术则以意领气、以动导气，促进气定神安。病理治疗原则为“补虚泻实，调滞复衡”，如四君子汤补气虚，柴胡疏肝散行气滞，旋覆代赭汤降气逆，补中益气汤升气陷。这就是中医调节人体之气的“依据”。
精神之气
精神之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用来解释意识、思维和情感活动。它被视为一种具有信息与能量传递特性的精微物质，起到连接身体与精神的作用。
精神之气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肾中所藏的先天之精转化为“元气”，为精神活动提供基础能量。脾胃消化食物产生“营气”，上行至心脉并化生血液，以支持神志活动。肺吸入的自然清气与饮食所得的谷气结合形成“宗气”，积聚于胸中，影响意识的清晰度和思维的敏捷性。不同脏腑中的气各有自己的功能：心气主导思维和意识活动，肝气调节情绪状态，脾气支持思考和思虑能力，肾气提供智力基础，肺气则影响情感调节。
精神之气的作用有四个：维持、推动、调节和统合。“维持”指气作为神志活动的载体，使意识得以存在和延续，如《灵枢》所谓“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推动”指气促进思维过程的进行，其动力来自肾中元气与胸中宗气的共同作用。“调节”主要指通过肝气与肺气的协调以平衡情绪，保持情感表达的稳定。“统合”则是心气对意识内容的整合，使感知与思维成为连贯的整体。这些功能的正常发挥，被认为依赖于气机升降出入的平衡：清阳之气上升以濡养心神，浊阴之气下降以安定神志，气的出入则维持精神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时，可能出现思维涣散、情绪波动或意识模糊等异常状态。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精神活动运行中，“五脏与神志相应”。神志功能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并通过经络气血的流通实现整体协调。五脏被认为分别与不同的精神功能相关：心主神明，司认知思维；肺主魄，关联形体感知；肝主疏泄，调畅情志；脾主思，负责意念与思虑；肾主志，关乎记忆与决断。这些功能借助经络系统的联络相互贯通。如足太阳膀胱经与脑部相通，手少阴心经属于心系，这些通路被认为与神志活动和体液输布存在关联。精神之气的运行还具有明确的时空节律。白天气行于阳经以维持觉醒状态，夜晚气行于阴经以促进睡眠。四季变化也影响着气的运行趋向，如春季有助于肝气的生发而利于创造性思维，秋季促进肺气的收敛而助于逻辑推理。同时，情绪变化也会对气机产生影响，如愤怒可使气上逆，思虑过度可使气结滞，恐惧可使气下陷，从而形成一个身心互动的调节系统。
对精神之气的调节，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发展出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心身调节方法。顺应层面强调人的行为应与气机的自然节律相协调，包括饮食、作息和情绪的适度管理。《素问》提出根据四季变化调节精神状态：春季促使志意生发，夏季保持情志外向，秋季令心态安宁，冬季则宜收敛内守。《素问》中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的观点，主张通过收敛思虑以涵养精神。干预层面则基于对气机状态的判断，采用药物进行调节，例如用人参、黄芪补充心气，柴胡、香附疏解肝郁，酸枣仁、远志安神定志。针灸方法包括刺激神门穴以宁心安神，艾灸百会穴以提升清阳之气。导引术如八段锦、五禽戏，则通过特定动作以促进气行和调节心神。
社会之气
在中国传统政治领域中，社会之气表征集体秩序与动态平衡状态，涉及物质、制度与文化心理等多层面。其形成源于四方面交互作用：物质基础如赋税与漕运，被视为社会的“气血”；制度性动力如科举与考核，为人才流动提供通道；文化氛围由礼乐教化和舆论共同塑造；环境因素如国际形势与自然灾害，也可能对社会造成扰动。
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以“上下交感”为核心原则，常借助“经络-脏腑”的身体结构进行类比：中央政府如“心脏”负责决策，地方官员如“经络”传导政策，民间社会如“四肢百骸”承担实施并提供活力。理想状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通”，通过巡访、奏疏、朝议及言官制度等方式保持信息畅通，避免堵塞。该观念认为社会运行呈现周期性特征：初期活力充沛，中期易生“暮气”而僵化，末期或积聚“戾气”引发危机。社会风气的传播存在“同类相感”效应，官员清廉可带动民风淳朴，政治暴虐则易招致怨恨。
社会之气具有资源分配、制度运行、信息传递、自我调节和文化整合五方面的功能。资源分配通过赋税、赈济实现资源流动。制度运行以“官气”状态影响政策执行与官僚效率。信息传递借助天象解读、民谣等非正式渠道实现反馈。自我调节体现为以礼法抵制不良风气。文化整合通过共同价值观促进群体凝聚。这些功能的正常发挥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包括人才上行、民情疏解和信息通畅。若平衡被打破，则易出现政策执行困难或舆论动荡。
在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中，基于社会之气形成的干预措施，强调通过疏导与调节来维持社会动态平衡。在顺应层面，主张执政者应当注重观察社会动态和民意倾向，例如通过采集民间诗歌以了解民众情绪（“民气”），依据自然灾害等现象反思政治得失（“政气”），并借助科举制度引导知识阶层的动向（“士气”）。正如《管子》所言“审治刑赏，必明经纪”，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明赏罚来培养良性的社会氛围。在干预层面，若出现行政效率低下或赋税繁杂（“气滞”），则推行简化赋役制度如“一条鞭法”以疏通运行；若社会矛盾激化（“气逆”），则通过赦免赋役或赈济灾民以疏导积怨；若人才匮乏或民生疲敝（“气虚”），则采取兴办教育、选拔贤能等措施培植活力；若官场腐化或治理混乱（“气浊”），则借助监察与考核机制肃清污浊。这一类治理体现“治气如治水”的理念，注重以疏导代压制，追求整体和长期稳定。当前治理中的网络问政、社会心态监测与政策试点等方法，在理念上与传统“气论”呼应，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通气”“望气”与“气机测试”，为分析复杂社会系统提供了认知参考框架。
不同处所气之关联
自然之气、人体之气、精神之气与社会之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一个具有明确层次且相互关联的动态系统。这一体系以“气”为基本物质与功能载体，强调不同层面之间通过“同气相应”的原则发生联系。
自然之气构成整个系统的基础。它体现为自然界中的大气、季节更替、气候变迁以及万物生长的规律，如四时阴阳消长与五行运转。人体通过呼吸和饮食从自然界摄取清气与谷气，转化为宗气、营气和卫气，从而维持生命活动。自然之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外界过寒或过热可能阻碍气机，引发身体功能失调甚至情绪波动。
人体之气作为中间环节，既是自然之气的转化结果，又是精神活动发生的物质基础。气的充沛与通畅程度直接影响生理与心理状态：心肺气足则神志清晰、呼吸平稳；肝气调达则情绪疏泄有度；脾胃气强则思虑有序；肾气充盈则意志坚定、记忆稳固。若气滞、气逆或气虚，则不仅导致躯体症状，也会引起精神不振、思维迟钝或情绪失衡。
精神之气建立在人体之气的基础上，反映人的情绪、意志、思维等心理活动的总体状态。它与脏腑气血紧密关联。精神活动反过来也影响气的运行：愤怒可致气机上逆，忧思易使气机郁结，恐惧可能导致气泄下陷。长期或强烈的情志刺激会成为致病因素，进一步扰乱人体气机。
社会之气由个体精神状态的交互与汇聚形成，体现为群体心理氛围、文化风气或社会情绪。和谐积极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个体保持情绪稳定与身心健康；相反，动荡、压抑或冲突的社会氛围可能加重个人的精神压力，甚至引发广泛的身心不适。社会之气既受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制约，也通过集体行为（如政策制度、生产活动、文化实践）反过来影响自然环境与个体身心状态。
综上所述，这四种气之间形成一种阶梯式支撑与循环反馈的关系：自然之气支持人体之气的生成与运行，人体之气承载并影响精神之气，精神之气汇合塑造社会之气，而社会之气又通过人类活动反馈于自然，并直接影响个体层面的精神与身体状态。这一模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身体与心理之间整体性和互动关系的理解。
结 语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气”作为贯通自然、人体、精神与社会的基本范畴，构建了一套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认知框架。它既是一种物质性、能量性与信息性合一的本原存在，也是解释万物生成、运行与感应的核心机制。从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到人体的气血运行，从个体的精神活动到社会的治理实践，“气”的概念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路径，更塑造了中国人顺应节律、疏导调节的实践方式。这一以“气”为纽带的多层次思维方式，虽生成于前科学时代，却因其强调整体性、关系性与动态性，在当今探讨生态可持续、心身健康与社会治理等复杂系统问题时，仍显示出其参考价值。
原载加拿大《华侨时报》2025年9月12日第16—17版“新视界”文化·思想·学术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