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印度獨角獸初創公司名單：
2021年，印度有46家初創公司成為獨角獸企業，而到2022年，這個數字已經不到一半。融資輪數下降3成，其中大額融資更是下降超過三分之一。在資金上，2021年印度初創企業融資到達420億美元，到了2022年卻反而下降了近4成，僅剩255億。
可以說，目前印度班加羅爾正在經歷比美國矽谷還要痛苦的融資局面。而導致這次印度科技企業寒冬的直接原因，卻來自於大洋彼岸的美國。
矽谷的感冒，班加羅爾的高燒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2023年印度科技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危機，主要表現為科技行業的融資將會出現一個漫長的低迷期。但華爾街日報沒有點透的是，班加羅爾此次的高燒，來源於矽谷的感冒。
在疫情前兩年，班加羅爾的印度科技企業可謂是融資市場的寵兒，每年都有大量新的初創科技企業獲得可觀的融資。而為何前兩年高歌猛進的印度初創企業，在2022年集體啞火？這其中美聯儲難辭其咎。
2022年美聯儲結束了長久以來的降息政策，連續7次加息，到了2022年底，聯邦基金利率推高到了4.25%-5%。這就產生了兩個影響，一方面是大幅度提高美國借貸成本，達到了13年來最高。在高息吸引下，美國在世界各地游資開始回流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產生流動性收緊。資金稀缺下，印度初創企業收益不穩，更加難以吸引來自美國的投資。
受美聯儲加息影響，攀升的印度利率重創班加羅爾的科技股。印度作為新興市場國家，長期在貨幣領域與美國接軌，只能為了吸引資本和穩定匯率，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開始緊隨美聯儲的步伐加息。而加息後印度國內資金也開始收緊，更是惡化了印度初創科技企業的資金鍊。
而過於依賴美國，使處於國際價值鏈下游的印度科技產業，嚴重受到上游美國科技企業影響。
一個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一個月後會導致德克薩斯的一場龍捲風。而矽谷企業新上任CEO的一個裁員決定，可能導致印度下游產業多年辛苦付諸東流。
長期以來，印度科技企業都和矽谷高度綁定。受益於長期以來的英語教育和“蜜汁自信”，印度源源不斷地為矽谷輸送互聯網人才。依靠老鄉對老鄉的傳幫帶，印度裔快速佔據了矽谷中層的生態位。
而那些沒能留美的，回到印度後也開始依托印度高技能、低工資的人口紅利和英語優勢，開辦下游產業。到現在，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外環的辦公樓裡，有450萬印度人替歐美企業編程、接打客服。在歐美互聯網產業發展順風順水時，印度下游科技產業尚可分得一杯羹。
疫情是普通人的噩夢，而對於印度外包程序產業則是騰飛的機會。在疫情頭兩年，財大氣粗的歐美科技公司紛紛選擇線上遠程辦公，拉低了外包程序員的相對溝通成本。而經過兩年消耗，地主家也沒了余糧，矽谷企業紛紛翻臉，強制員工恢復線下工作，疫情期間僱傭的印度外包程序員開始朝不保夕。
印度最大軟件外包企業TCS，人員流失率甚至超過五分之一。而在各企業的預算縮減下，外包等邊緣性崗位更是首當其衝，不得不為各廠主營業務讓路。沒了業務的印度下游外包產業，自然也不得不過上緊日子。
當然，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而是時與勢的累積。印度科技初創企業前兩年的過熱發展，同樣是去年遭遇滑鐵盧的重要原因，印度科技產業也正在經歷週期性的過熱後回調。
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2021年美聯儲大放水，超過400億美元湧入印度初創公司，近乎前一年110億美元資金募集量的3.6倍。大量資金直接沖昏了創業者的頭腦，往往還沒有明確盈利模式，就能融到錢燒。食品配送初創企業Swiggy就是個例子,靠燒錢推廣衝訂單量，然而並沒有什麼效果，到了2022年甚至承認，自己還沒有明確盈利模式，甚至因為在非主營業務燒的太多，整個公司路線都已經跑偏了。
Swiggy只是瘋狂的縮影。這種模式無法長期維持，這些印度後期初創公司現金部署週期太短，往往只有一年半到兩年。前兩年依靠輸血膨脹起來的科技企業，在無限的揮霍中耗盡彈藥，而到了2022年正需要拿新資金填補缺口，卻碰上了大環境抽水，更是加劇了寒冬的嚴重程度。
全球科技產業版圖中的“矽谷-班加羅爾”模式
這次印度科技企業寒冬，雖然有國際經濟形勢下行的大背景，有其自身擴張過快的問題，但從根本來看，印度之所以會因為矽谷的一次感冒而患上一場高燒，還是因為在矽谷和班加羅爾之間緊密的國際產業合作模式中，印度始終不具備完全的產業獨立性。
多年來，矽谷與班加羅爾之間一直保持著無比緊密的聯繫。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科技公司大批量僱用印度工程師開始，到班加羅爾遠程印度工人的外包熱潮，在幾十年間逐漸形成的矽谷-班加羅爾模式中，矽谷和班加羅爾各自扮演了彼此的互補角色：班加羅爾為矽谷的科技巨頭提供廣闊的互聯網市場和本地的科技人才，而矽谷的科技巨頭則成為印度科技產業的上游需求方，為班加羅爾本地的科技行業提供了大量的高端服務訂單。
印度藉此形成了強大的外包產業，針對於矽谷的外包訂單發展出了自己的軟件產業。而印度在這種矽谷-班加羅爾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使得其更容易受到矽谷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產業層面，依附式的合作模式雖然為印度帶來了快速的發展，但也使其喪失了科技產業的獨立性。
在互聯網發展早期，班加羅爾一開始就從人才到資金領域全面接軌矽谷，針對矽谷衍生出商業流程外包和服務的合作模式。而不是選擇面向國際開放自身市場，發展基於本土的互聯網企業。
為了市場，印度互聯網產業走了一條非自然的產業發展道路——商業流程外包（BPO）和IT服務業超強發展（其他行業卻相對弱小）。由於BPO和IT服務業投資少、見效快，對基礎設施建設依賴低，生產週期短，完全現金結算，使得印度企業在這方面集中發展。
但問題是印度依附式的合作模式，也使其喪失了科技產業的獨立性，包括沒能發展出有競爭力的軟件和硬件創新企業，將國內互聯網市場“拱手讓人”等，最終導致印度沒能發展出完整的科技產業鏈，沒能進入科技領域的價值鏈上游，因此長期以來在合作關係中依賴美國。
市場層面，在矽谷-班加羅爾模式中，美國科技巨頭佔據市場和技術的主導地位，印度科技企業受到壓制。缺乏科技產業獨立性給印度科技產業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喪失對於市場和技術的主導地位，不僅是全球市場，甚至對於本國市場也沒有十足的控制力。
多年來，美國通過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頭佔領全球市場，獲得了極強的全球競爭力。美國科技企業和科技行業處於全球科技產業的上游區，同時對市場、技術都擁有支配性地位，因此對下游的公司實則產生了一種“隱形卡脖子”的效應。
這在矽谷-班加羅爾模式中的體現也非常突出。印度科技市場排名靠前的公司中，大部分如同美國科技巨頭的附屬業務公司，印度本土相對較強的科技公司，像Infosys、TCS、Wipro、Tech Mahindra等，在外包出口上有強大的競爭力，但並沒有谷歌或者Meta一樣的全球影響力。
數字全球化時代的關鍵轉折點
矽谷-班加羅爾的模式，實際上也是數字全球化時代矽谷支配全球市場的縮影。在數字科技領域全球產業版圖中，美國的科技巨頭享有全球科技產業的支配和上游位置，負責研發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為全球科技巨頭提供市場和針對服務，發展出與美國緊密合作的形式。
這樣的合作模式雖然能為後入場的選手提供快速發展的機會，但也會一定程度上傷害後入場國家的產業獨立性和科技自主的機會。相比之下，歐盟雖然通過強調數據治理和監管，極大程度地改善了美國科技巨頭在歐盟的市場壟斷和支配地位情況，但仍然缺少強大的科技產業支撐，導致產業獨立性不足。
而在2019年之前，中國核心數字科技企業也與美國資本市場緊密關聯，但隨著近幾年國內政策環境和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數字科技產業體系在全球產業版圖中的所處位置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目前來講，在全球數字科技版圖中真正具備獨立產業體系的，還是只有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近年來，受到如歐盟市場外部強監管、以及內部產業自身發展瓶頸的影響，目前美國科技巨頭對於全球的支配性地位受到極大衝擊。印度科技企業的寒冬，一方面是源於矽谷的全球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寒冬之下印度的調整和改變也會對矽谷獨步全球的產業鏈體系產生影響。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在如何構建更好的科技產業國際合作模式的問題上，班加羅爾的經驗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實踐課。
一方面，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並舉。在科技領域，發展是安全的基礎，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而安全也是發展的前提，不安全就難以持續穩定發展。
因此預先的頂層設計和長期規劃十分重要，產業政策的設計要發展與安全並舉，既要實現快速發展，創造收益和利潤，也要保證產業自身的獨立性。從這點上來看，具有獨立和完善生態的科技產業，就像是自身的免疫系統，在外部環境不景氣和遭遇危機的時候，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自身，盡量減少受影響的程度。
另一方面，堅持科技自主創新，打造全球競爭力。從互聯網時代，到今天的數字經濟時代，科技自主都是我們免疫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環。
互聯網時代的真正價值——圍繞技術創新的市場增值，遠比承接產業和信息服務業外包所分配產生的商業價值更重要。雖然互聯網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但到了一定時候就必須要注重科技自主和全球競爭力的發展，否則將一直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部分。
近年來，莫迪政府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開始在印度產業獨立性和科技創新方面下功夫。印度正在更新現有法律武器庫，引用歐盟擬議的《數字市場法》和美國的《美國創新與選擇在線法》和《開放應用市場法》，希望通過制定一項印度的數字競爭法，以規範大型科技公司在其平台上的反競爭商業行為，尤其是美國科技巨頭。
此外，印度也在通過排除新興競爭對手的方式保護本國的科技企業和市場，主要目標就是它的中國對手。在2022年，小米、OPPO、vivo等中國企業被印度政府以各種理由檢查，包括逃稅、做假賬以及違反外匯管理法等，而華為榮耀團隊最終因為印度營商環境的原因退出印度市場。
班加羅爾除了被稱為印度的“矽谷”之外，常常也被人稱為“下一個矽谷”，但從目前印度科技企業所遭遇的寒冬和反應看來，班加羅爾離成為“下一個矽谷”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劉典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