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今年是董光璧先生获得首届国际易学伯崑奖30周年，几位学者忆及2019年11月9日董先生84岁华诞举办的董光璧学术思想研讨会，倍受激励。现将该次会议的记录正式发表，以飨更多读者。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化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学会联合主办，20余位学者和研究生参会。
任定成：学术思想激励我们前行
尊敬的董光璧老师、范勤宇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昨天是董先生84岁生日，今天是董先生进入85岁的第一天。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的两个坎儿。董老师的家人昨天伴他温馨顺利地迈过了第二个坎儿，进入了安全时段。今天是董老师进入安全时段的第一天，我们向他表示祝贺。祝贺的方式，就是回顾董老师对我们的教诲，用他的学术思想激励我们前行。
今天参会的晚辈学者，有五个主办机构的代表，有受董老师影响的学者，有董老师授业的一些高徒，也有跟董老师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后起之秀。董光璧老师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第一届国际易学伯崑奖得主。他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编审范勤宇女士一起，应邀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很兴奋。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审王佩琼、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高级工程师张改珍、北京天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伟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藜和袁江洋、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喻佑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钢、北京大学教授王骏、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周雁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洪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肖显静、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胡志强，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部分研究生。我是任定成，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罗兴波副教授现在正在德国飞往北京途中，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和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正在杭州开会，很遗憾因为时间冲突参加不了今天的会。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一会儿会从外地打电话发言。
图1 董光璧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场
任定成：一位思想家
我认识董老师有30年了，在武汉认识的。1989年，武汉大学李光教授介绍我和刘钢在武汉军区的一个招待所认识董老师。1994年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到北京就去双榆树董老师家里拜访董老师，以后遇到工作上的事儿也去打扰董老师。
董老师对年长者很尊重，对自以为是的权威却不客气，对年轻人非常宽容。记得至少有两次，在很正式的场合，董老师对跨行说话的院士，当场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同意见。有一次在董老师家里，我说现在的学生不讲学术规范。董老师说，讲那么多规范干什么？你把学生都约束住了还搞什么创造？！那时候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没像现在这样提倡创新，他就特别鼓励年轻人奇思异想。
董老师书房里的书不多，但是感觉他好像脑子里存了很多书。有一次我在董老师家里跟董老师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他说“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是杜林提出来的，不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前几天董老师告诉我，说是他在阅读马恩通信时发现的。可见董老师阅读之仔细。
董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学贯中西、融通文理、博古通今、富于创见的思想家。他对马赫的哲学和力学思想有深入研究，对易学有创造性贡献，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框架，对未来的科学文明有独特见解。他关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出过三本重要著作，一是《当代新道家》，一是《易学科学史纲》，还有《易图的数学结构》。董老师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反演、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以及易图的对称群解释，都是创新的观点。
董老师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我的楷模。
王佩琼：“领导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属下要干嘛你就让他干嘛”
很幸运，到中科院科学史所读博士，能投到董先生门下，在先生指导下做论文。蒙先生不弃，给我许多教诲，受益良多。人过四十不学艺，本以为在学术圈儿里晃一圈就走，但通过先生聊天式教导，我深深地感到思想和学术的魅力，走不出来了。可以说，是董先生把我引入了学术领域。
让我系统地谈董先生的学术思想，我缺乏系统的研究谈不了，功力不够，先生的许多东西我看不懂。但耳濡目染，先生许多零金碎玉的思想深具启发性。
我曾问过先生一个问题，科学史所的研究工作强调翻史料，这些史料干什么用呢？先生说，研究工作像盖房子，重要的是清楚要研究的问题，要有理论框架，史料是建筑材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董先生的研究就是盖房子，而且房子盖得高屋建瓴。
读过先生的一些文章。先生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看科学技术问题及其他问题。最近听了先生的一个讲座，仍是从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角度谈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的科学文明有更多的贡献。高屋建瓴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
先生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言简意赅，先生的谈话几乎找不到废字。我研究一点技术哲学，先生曾说，技术是反自然的，话不多，对我思考技术问题启发很大。正因为言简意赅，读先生的文章有势如破竹的感觉。
先生不仅在科学思想史方面有造诣，还懂管理学。他曾教导我，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要是领导，属下要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我试着这么做，果然舒服了许多。发现领导让你干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做好了还有奖励，何乐而不为呢？
先生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还是我的人生导师。
张改珍：厚爱严管
首先我特别荣幸来参加今天这个会，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晚的一个小晚辈。我跟董先生的渊源，要从任老师说起。我当时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想考任老师的博士生。任老师很有学问，北大也很有魅力。结果没能上，后来正好中科院科学史所和北大考试时间差一周，我就又考了科学史所，有了这个缘分接受三位老师的指导，在科学史所是董老师和袁老师一块指导我。我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我跟董先生的师生缘分还是任老师给创造的。
我在董老师那里在生活和学术上都学到很多东西。
董先生的思想非常广也非常深。他当时可能觉得我年纪比较小，加上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他可能觉得我要做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比较难一些，于是就结合我的背景给我选了一个适合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希望我不要钻在书堆里，钻在文献缝里找问题，董先生觉得作为学者要解决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也很好，后来就选了一个专利哲学方面的题目让我去探索，我就做了一个价值哲学视野中专利正当性的研究来做博士论文，这项研究其实跟董老师的一些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行为和制度被判定为正当的必要条件是符合伦理原则，专利走出困惑和危机的出路是从弱正当性走向强正当性，在价值原则中导入正义原则，在功利和正义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论文初稿出来以后，董先生把我所有的框架打乱了，让我重新写，我写一章他看一章，看完不满意接着改，到最后摘要他都告诉我，你不能那么写，你需要把你的结论高度凝练、概括出来，而不是像流水账一样说你写了些什么。那段时间我非常累，我想董先生应该更辛苦，我收获非常大。
董先生的方法和做学问的精神都跟我现在做研究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我在中国气象局的干部学院工作，平常有很多和研究关系不是很大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研究，研究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也是觉得我们老师是这么一个大的思想家，我不能把他的精神给丢了。今天是一个开始，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我不能完全懂，有时候他的讲座能懂到百分之六七十，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自己能够开始研究和梳理董先生的成果，真正继承董老师的学术思想。
生活方面，我经常去董老师家跟他聊，生活上遇到一些什么事，他特别豁达的精神状态和与人为善的东西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与年龄相比，相对比较成熟一些，我觉得这个跟董老师这三年来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的两位老师董老师和袁老师两个人是两个特点，董老师是厚爱，袁老师是严管，但实际上董老师的厚爱里面又有严管，他对我很厚爱，特别包容，但是在我学术论文出来的时候他对我真的很严格。袁老师平常批评我特别多，但是他实际上对我挺厚爱的。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也感谢任老师让我有这个缘分成为董老师一个不那么合格的学生。您这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我希望我以后的时间要好好领略您的思想，在您方便的时候和您多多交流，把这个思想好好的继承下来。
刘伟中：普朗克式的学者
董老师好！范老师好！特别感谢任老师能发出这个邀请。前天晚上得到任老师的会议通知后，我说能参会，回复之后我立刻觉得不妥，于是马上追加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不是能参会，而是强烈要求参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几十年来我对董老师的情感一直没有机会当众表达。
说起我和董老师的交往渊源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1985年的春天在保定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钱时惕钱老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用现在话讲，是一个豪华的讲习班，因为讲课老师几乎全部来自于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中科院只有董光璧老师一个人，剩下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的，记忆中有梁存秀（梁志学）、査汝强、罗慧生、金吾伦、邱仁宗、王维等老师。我当时既是听课学生又是会务服务生。董老师当年的讲课题目和内容确实记不得了，但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董老师的讲课内容非常精彩，下课之后我就去要了董老师的联系方式。直到1989年之前我是董老师的常客，经常到他家蹭顿饭，年轻人也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在和董老师讨论学术！刚才任老师也讲到，董老师对于晚辈总是宽容、鼓励，无论你有什么反叛思想，他总是很慈祥地对待。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在石家庄的一个工厂里当技术员，对于自然辩证法，不过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当年那样一个角色，1986年1987年在咱们自然辩证法报发了两篇文章，后来回忆起来，都是董老师帮我修改的，而且是董老师帮我发的，而且作者名还看不到董老师。这些事当年不以为然，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难能可贵！其后又在杂志上发过东西，都是受益于董老师的教诲。
几十年来，我的工作变换了好几个角色、生活地点也几经变换，但对董老师我一直念念不忘，只要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老人家，感悟他老人家思想的高深。事实上我对董老师没有资格评价，今天在这里我只想说出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董老师学风严谨，学术思想深邃，关键是董老师做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是真正的淡薄名利，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
坦诚地跟大家汇报，在我思想深处，在我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除了爱因斯坦，除了许良英，董光璧老师是我最最敬仰、最最敬重的人！
当前天得到这个会议消息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出浮现出一篇文章，我想各位可能比较熟悉，就是爱因斯坦的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叫《探索的动机》，在这里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想把第一段朗诵给大家，我们共享一下：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敬爱的董光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大家听得出来，这里最后一句我给修改了，把“普朗克”换成了“董光璧”。
多年来我一直理解不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三类人，上帝把前两类人赶跑了，剩下的第三类是什么样的人？爱因斯坦没有用一个单词来表示，他只是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我现在找到了普朗克式的科学探索者，那就是董光璧老师，大家肯定赞同啦！
最后祝董老师身体健康，祝董老师、范老师晚年生活幸福快乐！
袁江洋：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梦想家
第三类人是干嘛的呢？萨顿把科学家分了三类。第二类是实干家，他用种树做隐喻，实干家给小树施肥、浇水长成大树。第三类是修枝剪叶的人。第一类是梦想家，是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人。
跟董老师的学习、工作、交往近30年，我对董老师一直持敬仰之心。到北大考博士是金吾伦先生和董先生写的推荐。后来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是1998年，最后选了科学史所，也与董先生有关。一个星期四，在科学史所40周年庆典的当天，我交了一份简历，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董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转达刘钝所长的话，说是刘所长明天就到美国去了，走半年，他走之前让我带话给你，第一这个人我要，第二我还要重用。我不清楚董老师跟刘钝到底谈了什么，但后来我就到了科学史所。跟董老师交往也有很多，曾经我们一块站在中国科技政策学会的讲坛上，分别做一个小时的主题报告；也曾一块坐在科协专家席上，目睹董先生持守学者气节，当面批判某些跨行而来当专家的院士。董老师对年轻人确实很好的，特别宽容的。学生觉得我不够宽容，其实只是和董老师一比，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够宽容。可能是董老师宽容过度了。
我想讲讲董先生的学术思想，其实我年轻时候读过一些董老师的著作和文章。年轻时一般不大读中国学者的书，但是董老师的著作我是读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以及后续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是我仔细读过的。这本书为后来的近现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指南。董先生还曾送过我一本《当代新道家》。董先生这代学者跟我们这一代中做过西方科学史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都希望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制高点上去看历史，看中国的未来，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或许两代学者之间也有一点点区别，这就是，董先生总是想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一点比较好的东西出来，而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更悲观一些。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这样一个高度上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学术的走向，所以说董先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吸取，去铭记。
最后，我再讲讲我们跟董先生的区别。今天这种场合，没有必要一味地说我们从董先生那里学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也可讲讲我们这代人坚持过什么、现在还想做些什么。在我们科学史所，很早的时候，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人，董先生那代人，做了许多翻译。
在科学史所做西方科学史的几代人，我觉得董老师那代人真的是开拓者。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由西方科学史转回中国科技史的问题。做中国科技史有皇粮吃。我是一直坚持做西方史的，但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做了一些应用型的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静心做点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思考。梦想家总是要有的，梦想家理论素质好，善于做不同构想，有别于蜻蜓点水似的梦游者。萨顿所说的梦想家是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的。我觉得，在此意义上，董先生不仅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哲学家、思想家。我在此向董老师表示敬意。而且昨天也是您的84岁生日，我们希望董老师活到110岁，祝您健康长寿。
（下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