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列強環伺、內憂外患的艱難條件下，為探尋民族經濟振興之路，構想並實施了諸多變革嘗試，經濟合作思潮及其實踐便是其中之一。
中國傳統合作根植於農耕文明、宗法制度與儒家倫理，以及生產力低下、社會流動性弱的社會背景之中，其核心理念是農耕文明小共同體本位思想，形式是基於血緣或等級的封閉合作。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自然經濟受到沖擊，外來合作思潮作為工業文明的產物，其包含的開放性、契約性、平等性對合作方式的改革帶來啟發。
鴉片戰爭後，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平等理念等西方思想由傳教士和留學生帶進中國，尤其是英國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的合作社模式和原則也傳入中國。梁啟超（1873—1929）等人倡導“互助合作”理念，孫中山（1866—1925）在《建國方略》中提出通過合作經濟實現民生主義。合作思潮形形色色，廣為傳播。
真正把合作思想變為社會實踐的開創者是“中國合作運動之父”薛仙舟（1878—1927）。他認為經濟合作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提出合作救國論，並按照羅虛代爾原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信用合作社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推動合作教育，參與國民政府的合作政策設計。
結合國情設計並實施合作經濟社會實驗的是晏陽初（1890—1990）。他指出，中國農村落後的根源在於農民的愚（教育缺失）、貧（經濟落後）、弱（健康不良）、私（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態，以河北定縣為基地，進行了11年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一體化實驗，對應愚貧弱私四癥，開展四種教育，推進多領域尤其是信用和供銷方面的合作。定縣模式被推廣至亞非拉一些發展中國家，他也被譽為“第三世界發展的燈塔”。晏陽初首次系統考慮中國農村的教育、經濟、衛生、自治問題，提出並實施整合性改造方案，但未觸及土地所有制等經濟合作的根本問題，而且居高臨下地俯視社會和民眾，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實驗難以持久。
圖1 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進行平民教育（圖片來自網絡）
把西方經濟合作方式嫁接於鄉村儒學倫理之樹進行鄉村整合建設的，是梁漱溟（1893—1988）。在他看來，中國鄉村衰敗的根源在於倫理失序與團體意識薄弱，他在山東鄒平開展了7 年的鄉村建設實驗，構建“鄉農學校＋合作社”的融合體系，推進生產、信用、消費多領域合作，首次將合作運動與文化重建、鄉村自治進行系統性整合，提出“倫理情誼為體，合作組織為用”的實踐框架，但同樣未觸及土地分配等合作經濟的核心矛盾，且依賴知識分子與地方政權的主導，農民自主參與度有限，實驗在抗戰爆發後中斷。
圖2 南京政府1935年公布的《合作社法》
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緩解農村危機以及對抗高利貸，也組織推動經濟合作運動，將合作經濟納入《訓政時期約法》，並頒布《合作社法》，設立合作事業管理局，推行生產、信用、消費合作社，推動合作運動的制度化。其短期在金融救濟和制度規範上取得成效，但因過度依賴行政強制，導致農民參與不足，合作組織淪為官僚附庸。運動既未能解決土地分配等根本矛盾，又與梁漱溟等倡導的鄉村自治理念沖突，最終因抗戰爆發而瓦解。這一嘗試雖俱改良意圖，卻因階級矛盾而成為統治工具而非真正惠農之策。
圖3 抗戰時期延安南區的溝門信用合作社（圖片來自網絡）
中國共產黨推動的合作實踐始終與其革命進程深度綁定。土地革命時期，井岡山等地組織勞動互助社、消費合作社，解決戰時經濟困難。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結合大生產運動，建設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運輸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毛澤東（1893—1976）評價說“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為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這一階段的實踐突破前人和國民政府的精英主導模式，確立農民合作主體地位，土地革命使農民從被動參與者變為直接受益者。受戰爭影響，合作組織規範性、持續性不足，但為新中國合作化運動積累了經驗，深刻影響了後來農村合作制度的發展。
近代中國經濟合作的演進歷程，是基於不同理念的合作方案試錯和檢驗的過程，既反映了近代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被動與掙紮，又孕育著主動探索符合國情發展道路的智慧，為當代中國合作經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歷史鏡鑒。
作者：楊慧婷（山西大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