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軍
（深圳 南方科技大學）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1770—1831）在論及古代中國的科學狀況時說，中國人“的文字對於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1]他不能確定，缺少科學興趣和語言欠發展，孰為因孰為果。但他確定，中國人不僅缺少科學興趣，而且漢語也不適合科學思想的表達。
“BE”與科學認識的可能
中國古人缺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興趣，一度是主導性的觀點。馮友蘭（1895—1990）在回答“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的問題時說，中國人的興趣在認識自己的內心世界以求得精神上的安寧，而古希臘以來西方人則尋求認識並控制外部的自然世界[2]。在竺可楨（1890—1974）看來，“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少科學精神[3]。細看起來，求真理，認識大自然的真面目，就是竺可楨所說的科學精神。歸根結底還是說，中國人缺少科學興趣。
中國科技史近百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別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持撰寫陸續出版的多卷本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表明，中國古人在自然認識及其應用方面成果甚多，其中不乏領先世界的重大成就。這樣一來，中國古人缺少科學方面的興趣就不再是有說服力的觀點了。
漢語的獨特性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則仍是一個進行中的論辯的主題，其中的一個焦點是相應於英文“BE”的不同西文形式的翻譯及理解問題。陳康（1902—1992）很早就主張譯為“是”，然而，“存在”的譯法仍是主導性的。關鍵在於，圍繞“BE”展開的哲學討論，不僅考慮對象的存在問題，也研究關於對象的認識的是非問題。這兩個方面在古希臘以來的學術傳統中是無法分割的，古代漢語沒有突出的類似於“BE”那樣的系詞角色，也就沒有現成的詞來兼顧這兩個意思。
如果單是一個翻譯問題，總不至於無法應對。真正棘手之處在於，它雖然首先表現為一個翻譯問題，實則是一個關乎科學認識如何可能的基本哲學問題。巴門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約前515—前5世紀中葉）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且影響深遠。
巴門尼德的影響
勞埃德（G. E. R. Lloyd，1933— ）擅長希臘科學史研究並與席文（Nathan Sivin，1931—2022）共同比較研究過古希臘和古中國的科學與醫學。他在提及巴門尼德的思想地位時說，“公元前5世紀的思辨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巴門尼德的人和反對巴門尼德的人之間的爭論史。”[4]不僅如此，他進一步指出，“公元前5世紀的每一位理論家都認識到，要解決巴門尼德的問題，就必須同時解決知識的基礎問題。事實上，在公元前5世紀，物理學與知識論無法擺脫地聯系在一起。”[5]
關於巴門尼德的思想對近現代科學的影響，英國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說，“實際上，照我的看法，崇敬或讚賞‘經典的’或‘現代的’物理學的觀念，與讚賞巴門尼德的觀念的影響幾乎是一回事。”[6]然而，巴門尼德不在漢語世界最具影響的西方哲人之列，原因之一是他的思想難以確切翻譯帶來的理解及傳播上的困擾，進一步的原因則是，他的思想對於漢語世界來說是十分陌生的。
巴門尼德思想的對立面是赫拉克利特（Ηράκλειτος，約前544—約前483）。在圍繞變化問題展開的古代哲學辯論中，他們代表了截然相反的兩個立場。如楊適（1932— ）所說，赫拉克利特的觀點與老子的觀點是相近的，無物常駐，而事物的變化之道是難以言傳的。[7]而歷史學家呂思勉（1884—1957）認為，“道家之學，實為諸家之綱領。諸家皆專明一節之用，道家則總攬其全。諸家皆其用，而道家則其體。”[8]這樣說來，巴門尼德的學說在某種程度上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對立面了，不易為我們所理解也在情理之中。
巴門尼德留下的殘篇中有一段這樣說：“那說‘事物不是什麽（即無規定者)’和‘它必定是什麽都不是（即對它什麽都不能確定）’的思考之路，我要告訴你那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因為你們無法懂那‘什麽都不是的東西’，也無法說出它來。”[9]事情是明白的，要討論的問題，不是事物/世界在不在或有沒有，而是如何確切說出關於一個對象的認識。
對象、認識與言說
這里有三個要考慮的點：對象，認識，說出（語言表示）。對象似乎是現成的，自然萬物就在眼前，觸手可及，問題是這些對象變化不定。在缺少穩定的對象的情況下，即便這個對象是可以認識的，但說出或用語言表示的關於這個對象的認識也不可能是確切的。說出或寫下的一句話，白紙黑字無法改變，這個不變的認識無法與變化的對象保持匹配。這個意思，在赫拉克利特和道家哲學那里是類似的。
借助語詞確切說出關於某個對象的認識，實際上要求對象、認識及對認識的表示都是明確的。借助感官通達的對象不合乎要求，那麽這些對象就只能借助人的理性能力構造出來，這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等西方主流哲學家中再明顯不過。對這些對象的認識離不開主觀的心理活動，表示認識的語言符號也是人的主觀創造。在這個意義上，如馮友蘭所說，西方的認識取向是“人為的”。
科學中的人為因素或主觀因素曾深深地困擾庫恩（Thomas Kuhn，1922—1996），他說：“我首先要問：科學哲學家也坦率承認，個別科學家所實際進行的理論選擇中是一貫包含著主觀因素的，那麽他們又怎麽能夠這麽久以來一直忽視這種因素呢？為什麽這些因素，按照他們的看法，只能是人類弱點的標志，而絕對不能成為科學知識本性的標志呢？”[10]實際上，主觀因素不限於理論選擇的環節，也是科學知識的構成性組分。
問題是，這些人為的對象、認識及其符號表示，何以導向並持續構造現代科學的客觀知識體系呢？庫恩應對這個問題的思路，是把科學共同體置於優先於科學家個體的位置，科學共同體在認識上的對應物是範式，由此勾畫一種個體之間相互支撐又制約的認知結構。在他開辟的方向上，主觀因素的客觀認識地位問題的一個應對辦法，是把知識理解成一種制度事實。[11]
個體有能力對變化的世界形成穩定的認識，並有把握在靈活應對身處其中的世界時取得成功。要談論這個認識，就必須以公開的方式確切地表示它。這個表示的對象，不單有物的方面，也有人的方面，它是人的應對世界之道。那麽，問題就不是注重應對自然世界還是社會世界（人們有時由此區分中西哲學的認知取向），這里沒有選擇的余地。問題是個體的應對世界之道如何轉化為公共的智力財富，這種轉化也使其更新與有效增長成為可能。
這樣看來，古代的中國與希臘在認識上的差別，核心是認識的表示方式，它是圍繞變化問題的討論的一個後果。趙敦華（1949— ）認為，這個哲學上的差別是由語言差別帶來的。他說，希臘哲學家通過對系詞意義與知識對象關系的論證以演繹方法為標準，以邏輯判斷系統為結構建立了以自然為對象的形而上學傳統。漢語中沒有單獨的系詞，中國哲學家沒有遭遇到希臘人的困惑，最後達到了一個平衡點，建立了以道德為基礎的天人相通的形而上學傳統。[12]
當代中文語料庫中的高頻詞
這個觀點把形而上學的差別還原成語言差別的一個後果，似乎語言系統及不同語言系統之間的差別是固定的。實際上，漢語近代以來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哲學討論中特別重要的“存在/是”（“BE”）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自然語言處理專家荀恩東（1968— ）等人研制的BCC語料庫，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認識。從“是”在其中出現頻次的歷史對照圖及在所有漢字中的出現頻率，可以發現它自20世紀初以來已經成為漢語日常語言的高頻詞。[13]
在“所有漢字字頻信息圖”上也能看到，“是”“在”“有”的詞頻分別排在第7、9、12位。這三個排位最靠前的有動詞義的詞都是西方哲學的關鍵詞“BE”的漢語譯詞。相對應的是，“BE”是英文數據庫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動詞。[14]考慮到古代漢語沒有突出的系詞用法，可以猜想，漢語的巨大變化與大規模輸入西學相關。19世紀與20世紀更替之際中國的社會狀況及認識上的重大變化帶來了漢語的巨變。
漢語的傳統形式不利於我們在由系詞的哲學討論而來的認識表示方面首先實現突破，進而影響了認識增長的長期群體表現。但漢語並不妨礙我們學習那個突破所取得的成果（如邏輯學及現代經驗科學），“是”等成為漢語中的高頻詞從一個側面表明了這一點。
結 語
“是”和“存在”表達的是客觀陳述，是對事物的性質、狀態、表象、變化及其機制和原因的判斷，是對世界的認知，而不是內省、對人的琢磨和道德要求。對應於西文系詞“BE”，“是”的高頻出現，從一定程度上顯示，當代中國人正在越來越多地采納更嚴謹的科學思維。
引證文獻
[1] 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年，第125頁。
[2] Fung, Yu-Lan.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22, 32 (3): 237—263.
[3] 竺可楨，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國風》，第7卷第4期，1935年，第5—11頁。
[4] 勞埃德，《希臘科學》，張卜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5頁。
[5] 同上，第53—54頁。
[6] Popper, Karl，The World of Parmenides：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 London：Routledge，2012. p.147.
[7] 楊適，哲學之為哲學的原義考察——兼談中國原有智慧同哲學的關系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5期，第228—240頁。
[8]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收錄於《呂思勉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7頁。
[9] 轉引自：楊適，對於巴門尼德的殘篇的解讀意見，《覆旦學報》，2002年第1期，第77頁。
[10] 庫恩，《必要的張力》，範岱年、紀樹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317頁。
[11] 袁海軍，作為社會現象的知識.科學與社會，2023年第4期，第37—48頁。
[12] Zhao Dunhua, Metaphysic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Common Origin and Later Divergence, Frontiers in Philosophy in China，2006(1):22—32.
[13] 荀恩東, 饒高琦, 肖曉悅, 臧嬌嬌. 大數據背景下BCC語料庫的研制. 語料庫語言學，2016年第1期，第93—109、118頁。
[14] Hansen N, Porter JD, Francis K (2021). A Corpus Study of “Know”: On The Verification of Philosophers’Frequency Claims about Language. Episteme （18）, 242–268.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5年7月18日第18版“新視角”文化•思想•學術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