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芷靜
冷戰結束後，全球地緣政治發生了兩大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二是維持全球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以及主導國際事務的歐美大西洋關係實質性走向尾聲。
歐美大西洋關係定型於二戰，牢固地發展於冷戰。其相同點有二：一是有共同的敵人：要麼是納粹德國，要麼是蘇聯。二是博弈的主戰場在歐洲。
歐洲不再是美利益中心。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願意接受美國的主導，美國也願意約束自己，既遵守雙方共同制訂的規則，也重視雙方的團結。
但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多年，雙方既沒有共同的敵人，歐洲也不再是美國的利益中心。在歐洲看來，俄羅斯威脅到它的安全。但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它的霸主地位。以至於今天的國際現實中，中歐關係優於中美關係，美俄關係經常優於歐俄關係。
所以在這短短的三十多年裡，雙方在小布什時代、兩次特朗普執政時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甚至歐美關係被視為典範的奧巴馬時期，也第一次提出亞太轉移，率先啟動了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的戰略。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冷戰後，在國際事務中，歐洲的主張逐漸演變為倡導多邊主義，強調聯合國是跨國國際行動的合法性來源，並以此與美國對抗。2003年法國和德國聯合中國、俄羅斯組成和平聯盟，共同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要以行使常任理事國否決權迫使美國繞過聯合國採取行動，但付出了重大的道義代價。但此前僅相隔四年的科索沃戰爭，歐美並沒有征得聯合國授權就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了軍事行動。
這其中的原因顯然並不僅僅是雙方再無共同敵人，歐洲也不再是主戰場。
從歷史上看，二戰結束之前，歐洲一向是大搞單邊主義的。美國則倡導尊重國際規則。現在雙方完全相反。變化的原因則是實力。現在的歐洲已經喪失了實行單邊主義的能力，儘管它可以包裝成自己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不能再爭奪霸權，要從過去的實力均衡原則轉向以規則和法律為基礎的一體化。事實上，假如未來歐洲再度擁有了可以奉行單邊主義的實力，它仍然會回到十八和十九世紀。
當歐洲實力衰弱，它自然重視國際規則，也反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單邊主義，這樣弱小的一方才會更安全。強大的美國則要保持行動自由，不受任何約束，這妨礙了更能保護弱小者國際秩序的建立。這就是2003年老歐洲和美國攤牌的原因。
此外，在冷戰時，歐洲雖然實力遠遜於美國，但仍然能夠對美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這也成為它能夠保持在全球事務中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冷戰結束後，歐洲發現自己連配角的地位都要保不住了。美國甚至連歐洲支持的象徵意義都不在乎。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和俄羅斯的談判，歐洲都上不了談判桌。這一方面是歐洲無能，連發生在家門口的衝突也解決不了，仍然是依賴美國出手解決。另一方面沒有了共同敵人，美國也無需為了維持歐美團結而約束自己。所以歐洲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另一個含義實質是要繼續保有對美國的影響力。
所以不難理解的是，在俄烏衝突之前，歐洲和中國、俄羅斯維持了遠比美俄、美中更好的關係。在無法直接約束美國的情況下，歐洲只好“打中國牌”、“打俄羅斯牌”來影響和約束美國。
最後還要說的是，二戰以後歐洲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戰爭走向了邦聯性質的聯合之路。摒棄武力、以談判和經濟合作為手段，通過尊重和運用國際規則來解決問題，並以此實現了長達八十年的和平與繁榮。以西方文明“三人行我必為師”的特點，歐洲自然會認為自己的成功模式必然適合於全世界。這既是它的“軟實力”，也是它影響全球事務的主要手段。比如就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十天之前，歐盟還警告塔利班不可武力奪取政權，否則會被國際社會孤立，呼籲雙方立即恢復實質性談判，結束暴力，永久停火。雖然在國際現實面前根本行不通，但確實反映了歐盟模式的特點以及試圖以它的模式行銷世界的意圖。
雙方行為模式不可調和。但美國的行為模式仍然停留在“叢林法則”階段或者霍布斯所說的“你死我活的無政府狀態”。儘管美國的行為更符合國際現實，但客觀上卻是對歐洲模式的否定。雙方在這個層面的衝突也是不可調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