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動用關稅“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美國總統特朗普做夢都想實現這一目標，可他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剛放言，“美國將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擰著螺絲釘制造iPhone”，他又悄悄豁免了手機等科技類產品的“對等關稅”。
當地時間4月13日，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專欄作家泰吉·帕里克（Tej Parikh）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詳細解讀了特朗普想用關稅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計劃。他直言，這一計劃當然極具誘惑力，可美國想要覆制發展中國家工廠的規模與專業化，需要兩大關鍵要素：勞動力和資本。
殘酷的現實就擺在眼前，很少有美國人願意投身制造業，這讓勞動力這一要素成為泡影；而想通過提高關稅來逼迫企業轉移到美國，但投資者需要得到的三大保障，美國又無一具備，也讓資本這一要素成為空談。
眼下特朗普的高關稅逼迫勞動密集型供應鏈回流，代價是犧牲高附加值產業，這同時也會推高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在首個執政任期濫施鋼鋁關稅，實際上就荼毒了整個產業，而如今他的“關稅大棒”更粗更長，危害之大，可想而知。
帕里克警告，特朗普的這種“制造業懷舊主義”將導致美國的衰退，他的這些“願景”反而會讓美國倒退數十年，讓美國變得更貧窮。
當地時間2025年4月2日，美國白宮，特朗普手持一份關於外貿壁壘的報告發表講話。 視覺中國
首先，文章作者帕里克試著站在和美國的角度，“設身處地”地觀察著在過去40年里美國制造業的現實情況——工作崗位不斷減少、來自國外的競爭性進口導致工廠關閉、許多以前的工業區未能恢覆生機……在此期間，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加劇，資本最富裕階層占社會總財富的比例持續擴大。
德意志銀行全球宏觀研究主管吉姆·里德（Jim Reid）的研究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財富收入比的變化趨勢與國際貿易占全球GDP比重高度相關。
“（這或許反映出全球化紅利）通過更高效的全球供應鏈、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及新興市場低成本勞動力優勢，最終轉化為股東收益。”他在一份客戶報告中寫道：“可以說，這擠壓了發達市場的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能工人。”
文章指出，隨著特朗普動用關稅等保護主義工具，美國資本市場出現了暴跌，而他卻反而借著股市下跌繼續販賣其論調：“我很自豪能成為工人的總統，而不是外包商的總統；一個代表普通民眾而不是華爾街的總統；保護中產階級，而不是政治階層。”
特朗普看似美好的發言，確實突顯出了“制造業回流”的誘惑力巨大，但若要人們支持他的計劃，必須要讓人相信——美國能夠且應當把勞動密集型工廠崗位帶回本土，而關稅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手段。
“無論如何，若想覆制發展中國家工廠的規模與專業化程度，美國需要兩大要素：工人勞動力和資本。”
文章指出，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如今鮮有美國人願意投身制造業。2024年，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僅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工廠工作優於現有職業。特朗普所謂的“中產階級”多數已轉向非實物生產領域，本屆美國政府還對移民持敵對態度。
認為“如果更多美國人從事制造業，美國會更好”的受訪者比例高達80%，而認同“如果我在工廠工作會更好”的比例驟降至20%左右。在這兩個調查問題中，共和人和共和黨傾向者的認同度都高於全體美國人的認同度 《金融時報》制圖
至於資本，通過提高進口關稅來迫使企業在美國設廠是有其局限性的。考慮到產能轉移至美國的高昂成本，投資者需要三大保障：充足勞動力、穩定的本土供應鏈，以及明確的關稅政策期限——而當前這些條件無一具備。
以蘋果公司為例，韋德布什證券分析師丹·艾夫斯（Dan Ives）估計，僅僅將這家iPhone制造商十分之一的供應鏈從亞洲轉移到美國，就需要至少三年時間和300億美元。
在4月2日宣布所謂“對等關稅”的“解放日”講話中，特朗普邀請退休汽車工人布萊恩·潘內貝克（Brian Pannebecker）說了幾句話：“我看著底特律一家又一家的工廠……倒閉。（總統的）關稅政策將把產品帶回那些未充分利用的工廠……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三四年後會發生什麽。”
潘內貝克的這番話，似乎顯示一些美國人願意等待。而文章作者帕里克想質問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是：“但即便真有制造業崗位回流，你們願意為此付出多大代價呢？”
他認為，不可否認，盡管自動化也是重要因素，但外包也確實導致部分工廠崗位流失。不過，糾結於這些損失，並試圖遏制美國的貿易開放，會掩蓋由此帶來的整體經濟利益。
當地時間2024年9月9日，美國加州，2024蘋果秋季新品發布會舉行。iPhone 16系列亮相。 IC photo
帕里克稱，事實上，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僅次於中國，位居第二。以大多數標準衡量，美國已經是“制造業超級大國”。
卡托研究所副主任科林·格拉博（Colin Grabow）表示：“美國人現在設計和制造在別處組裝的網球鞋和iPhone等產品。他們可能不會在工廠里辛苦勞作，甚至不會為擁有工廠的公司工作，但仍然是生產線上至關重要的齒輪。”
自199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崗位減少了超過500萬個，但同期在專業與商業服務業領域創造了1180萬個就業崗位，與跨國供應鏈相關的運輸物流業也新增330萬個崗位。
然而，若關稅壁壘旨在迫使勞動密集型供應鏈環節回流，其代價將是犧牲這些高附加值產業。美國企業將不得不重新配置資源，這意味著必須縮減服務與研發規模，而問題又回到了之前所說的——外資流入難以指望，勞動力供給也十分有限。
這還意味著全社會必須承受成本的上升。考慮到規模效應減弱、相對於發展中國家更高的工資水平以及“轉型成本”，特朗普的關稅計劃將推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價格，而這些家庭目前依賴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商品。在本土供應鏈成型前，關稅推高的進口成本同樣會造成物價上漲。
美國智庫稅務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對鋼鋁產品加征的232條款關稅，推高了制造商生產成本，反而導致相關行業就業萎縮、擡升消費品價格並損害出口。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在鋼鐵行業“挽救”一個崗位的代價高達65萬美元。試想，這種成本效應在特朗普如今的全面關稅政策下，有什麽樣的放大效果？
講了這麽多，文章作者帕里克就是想指出，特朗普試圖通過關稅重建勞動密集型工廠體系的想法，既艱難又違背經濟規律。他認為，真正的政策重點應是加速轉型升級而非保護落後產能，具體包括：放寬城市規劃限制以促進區域再生、激勵金融市場更多地向實體經濟投資、推動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技能，以及維護強有力的市場競爭政策（關稅壁壘反而會擡高準入門檻，阻礙中小企業發展）。
在特朗普執政下，這些領域的政策缺失讓全球化成了替罪羊，其實解決根本問題比保護主義更能吸引外資並創造就業。作者最後強調，特朗普的關稅計劃本質上會讓美國倒退數十年，如果其支持者執意如此，就必須接受美國整體變得更貧窮這一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