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合作模式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革，從混合經濟的過渡時期，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時期，再到全球化時期，中國經濟合作模式的變遷反映了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回應了人民的需求，也影響了社會結構和人民生活的變化，完成了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引領的歷史跨越。
計劃經濟中的集體合作（1949—1978）。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實行土地改革，農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但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抵御天災人禍，而且在資金、耕畜、農具方面存在不足，為解決這些問題、發展生產，同時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農民開始自發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從勞動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資料私有），再通過政府引導發展成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資料公有），直至1958年形成人民公社化制度。工業領域，國家通過公私合營和國有化政策，將私營企業納入計劃經濟體系。國有企業成為經濟主體，企業間的合作主要通過行政指令而非市場機制實現。
農業集體化短時間內提高了生產效率，但長期看，“大鍋飯”導致出工不出力，影響了生產積極性，暴露出集體經濟的制度缺陷。工業經濟合作模式以行政指令為主導，缺乏市場調節機制，合作效率較低。盡管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為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從長遠來看，這種模式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圖1 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的大鍋飯（圖片來自網絡）
改革開放中的市場化合作（1978—2001）。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合作模式逐步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機制開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劉少奇（1898—1969）早年提出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重新受到重視，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農民成為生產經營的主體，為農民自主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提供了空間。1990年代，中國農產品市場格局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農民專業性和社區性經濟合作組織慢慢發展起來。在工業領域，國有企業開始放權讓利、承包經營和股份制改造，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進入市場，企業間的合作更多依賴市場契約而非行政指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逐步完善。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設立，推動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帶來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企業開始參與全球分工。這一階段的經濟合作模式更加靈活，市場機制成為主要驅動力。
圖2 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中國農村（圖片來自網絡）
全球化時代的深度合作（2001—2020）。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化體系，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通過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中國制造的商品銷往世界各地。中國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和並購參與國際競爭，還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合作機制。國內則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形成多層次區域合作格局。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興起催生了新的經濟合作模式，如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京東）、共享經濟（滴滴、美團）和互聯網金融（支付寶、微信支付）。這些模式打破了傳統行業界限，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
圖3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圖片來自網絡）
新時代的高質量合作（2020至今）。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創新、綠色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強調以內需為主體，同時保持對外開放，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性增強，國際合作更加注重技術和高附加值領域。“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推動綠色經濟合作，新能源、環保技術和可持續發展成為重點。中國在太陽能、風能和電動汽車等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並與各國開展氣候合作。中國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推動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和未來技術的發展。企業間合作模式從低成本制造轉向創新驅動，華為、字節跳動等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嶄露頭角。
新中國經濟合作模式的變遷，是國內經濟發展需求與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國內農業合作模式的演變，到對外經濟合作的不斷拓展，中國在經濟合作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創新，並將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楊慧婷（山西大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