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府擁有大批能說中文的人和人工智能（AI）翻譯工具，卻總是誤讀北京。關鍵是缺失獨立且具備豐富背景知識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能破譯中國歷史積澱的信號，打破西方集體思維局限。
西方存在某種“翻譯幻覺”。因此，縱使擁有大批會說中文的人和AI工具，也無法保證真正理解北京的政治信號。真正的專業素養不僅在於語言或數據，更在於背景認知與判斷力。西方的誤讀揭示了更深層的悖論：盡管擁有大批中文使用者、衛星圖像和海量數據，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官員們仍難以揣測北京的意圖。
歷史表明，忽視獨立專業知識將損害我們自己。冷戰期間，西方政府依賴一小群學術人士解讀語言難懂、國門緊閉的中國。這些學者不僅提供翻譯服務，更賦予（西方）決策者所缺少的歷史背景、意識形態細微差別及關鍵洞見。
當今情況已截然不同。英國外交部持漢語認證的外交官數量已超過上一代法語官員的總和。柏林最新中國戰略倡導“全政府能力建設”，華盛頓新設立的國務院“中國組”整合了來自安全、經濟和科技部門的60余名分析師。從表面看，依賴象牙塔式漢學家的時代似乎已結束。然而，政策誤判仍在持續。西方誤判了北京對香港問題的決心，遲遲未能認清中國推動半導體自主化的決心……盡管中國消息來源早已釋放出這些趨勢的信號。
要理解原因，需區分能力與專長。能力包括數據和語言，專長涉及背景和判斷力。能力意味著流暢翻譯、對中國數據的熟悉，而專業知識將數據植根於中國的漫長文化。當AI挖掘數百萬中文文本時，區分二者仍至關重要。職業激勵機制會抑制不同聲音，更青睞快速產出而非深度思考。因此，即便漢語專家也面臨結構性偏見。獨立學者能有效抵消此類偏見。追溯中國改革歷程的歷史學家能洞見短期分析師難以察覺的信號。獨立學者提供多元研究方法，能呈現出電子表格無法企及的中國“三維視角”。
培育獨立的中國研究力量成本看似高昂，但盲目決策——尤其在關鍵時刻誤讀北京的代價更高。誤讀中國在台海、南海問題或氣候與外交等方面的意圖，可能引發戰略誤判，造成災難性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