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覆80周年，是澄清歷史的大年，鑒古知今，宜借此時刻對比80年前後，以確認未來方向。
80年前的台灣問題與今天非常相似，總的來說，就是“自治”二字。80年前政府的難題與今天也非常相似，即光覆台灣後，到底要嚴管，還是寬待？而“自治”心態與管理模式之間有邏輯關系。
彼時，台灣精英無論其立場是否心向祖國，都期待世局的驟變，意味著台灣人終於能自己管自己，並據此降低兩岸隔閡，互補互助實現共榮。
今天，不排斥統一的台灣精英，大都希望兩岸統一後能享有高度自治，盼著統一後能實行聯邦制，甚至邦聯制，以最大程度實現兩岸相安無事，乃至“和平”成了似統非統的借口。
簡言之，“自治”被視為統一後的統一進程，這兩個“統一”，前者是形式，後者是實質。即形式統一後，還要走一段漫長的實質統一過程，而台灣自治程度的高低，在彼時與此時都是核心問題。
我想，這就是當前大陸始終不輕言放棄“和平統一”的原因。用時間來消弭各種統一後治理障礙的概念，借由拉長形式統一的時程，縮短實質統一的時間，理論上來說很合理。
無奈現實總是骨感，時間雖消弭了一些舊障礙，卻又產生了一些新障礙。例如，“窮中國”業已消失，但美西方刻意污蔑的“醜中國”又成了新障礙，以致台灣愈來愈“獨”。
另一方面，台灣人高度自治的願望，無論是80年前或現在，雖然大環境有所差異，但都事涉內外部的安全問題，無論是聯邦制或邦聯制都不現實。
我常說，和統與武統都是假議題，逼統才符合現實，同樣地，我認為統一後，嚴管與寬待也都是假議題，“原則上寬待，部分嚴管”才符合現實。
什麽是“原則上寬待，部分嚴管”？後面再說，先看歷史。
無政府狀態，與“租借台灣”
將歷史軸線拉開，從康熙收覆台灣，到日倭戰敗離台，262年間，台灣人只有在光緒11年到甲午戰爭據台這10年期間，才因建省而享有較高的自治權利，其余時間不是被清吏橫征暴斂，就是被日倭高壓殖民。
上次說過，這就是台灣人自治意念的來由，並在西方政治理念被引入到中國後，轉化成民權思想，影響著心向祖國的台灣精英。而當時的民權思想，就是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主要思想來源。從1949年到蔣經國解嚴約38年，因為反共路線而壓抑的民權意念在民主化後大爆發，並野蠻生長到今日。
經過近300年的“不自治”，台灣民主像饑不擇食的餓犬，罔顧自己的文化天性亂吃一通，其結果是自己管不好自己，將自治搞成自虐、自困、自大，而不自知。
1945年9月，台灣進入統治真空期，社會陷入混亂。從戰敗國一夜成了戰勝國，有歡聲雷動，也有如喪考妣。大致而言，受日本壓迫的一般庶民很開心，家家都繡青天白日旗，並對日倭與日本走狗，有仇的報仇，見物資就搶，精日皇民則覺得大難臨頭，忙著脫產。
台灣民眾歡慶台灣重回祖國懷抱。
總督府則加速將數十萬日僑撤離台灣，並借由治理之便，將台灣資產移至日本，將債務留給國民政府。
這個時候的台灣人，嚴格區分內地人（日本為內地）與台灣人，前者想逃離，後者想翻身，在無政府狀態下互毆互殺互搶，滿大街“零元購”，成了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
另外有一批台灣精英，在極不穩定的世局下，帶著強烈的自治念頭，商量著“台灣獨立”，或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實現高度自治的可能。這些人皆屬於有產階級，部分已徹底皇民化，部分認同祖國，如霧峰林家的林獻堂，甚至是國民黨員，如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簡言之，就是台灣仕紳階級。
有台灣學者考證指出，當時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聲稱取得一份文件，數百名台灣士紳集體要求托管自治，直至獨立。方法之一是跟國民政府“租借台灣”。該文件到底有哪些簽署人則不詳。
台灣人自治的要求，總督府是既不接受，恐怕也覺得可笑。之所以不接受，乃因當時日本政府仍在與中國和盟軍交涉戰後事宜，自保都來不及了，即無立場也無權利回應台灣仕紳的自治願望。之所以覺得可笑，乃因台灣對當時的日本而言，是獻降之物，總督安藤利吉可能笑台灣仕紳狀況外，作為別人的戰利品還妄想獨立自主。
但“租借台灣”這種概念，若是對美國人的訴求，其實有跡可循，因為美國在二戰後期，內部確實有不放心將台灣交給國民政府的聲音，並於1945年4月的舊金山會議，提出戰後殖民地由聯合國監督的“國際托管”。
國際托管，與反殖民主義
當時美方雖未將台灣列為“國際托管”對象，但也引起了部分台灣精英的警惕，因為美方主張他們“用生命換來的若幹島嶼”（主要是日本代管的硫磺島，琉球島等島嶼），應列入國際托管對象，而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結束，若美軍攻占台灣，屆時他們還認不認開羅會議承諾，就很難說了。
因此之故，1945年5月，在大陸的台灣精英如謝東閔、李萬居都主張，若台灣無法和平移交，而需要武力爭取，國軍就應該早美軍一步武統台灣。
當時懂得國際局勢的人都知道，所謂“國際托管”，也就是美國托管。事實上，後來的發展也是如此，包含太平洋島嶼，以及朝鮮半島南部，都由“美國托管”。可想而知，為何英法兩國反對？因為這兩國有大量海外殖民地。
不過，國際托管的思想來源卻為身在台灣的精英所歡迎，即反殖民主義。
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推崇反殖民主義，主張戰後應終結傳統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1941年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強調民族自決原則，雖然主要針對歐洲殖民地，但也影響了對亞洲被占領土的討論。
反殖民主義的具體政策，就是由聯合國主導的國際托管，而對深受日本殖民壓迫的台灣人而言，當然樂見這股國際風潮。只是，蔣介石的立場雖與英法不同，主張國際托管的目標是讓殖民地獨立，而非僅自治——例如蔣主張朝鮮獨立——但前提是台灣、澎湖不在國際托管之列。台澎在蔣的眼中，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沒有爭議空間，也沒有托管理據。
另一方面，台灣精英與美國一樣，並不放心國民政府能好好管理台灣。所謂“好好管理”，前者著眼於自治，後者著眼於東亞地緣政治。美國在二戰最末期，已經開始警惕蘇聯對東亞地區的控制野心。
這就是戰後數百名台灣士紳集體向美國人要求托管自治，直至獨立的時代背景，“租借台灣”的想法可能也就是這麽來的，他們認為戰後中國很需要資本重建，所以想用錢買獨立，但完全低估了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維，以及他反蘇疑美的地緣政治立場。
再者，抗戰勝利後，中國大陸旋即進入國共內戰，蔣實無可能放任在他控制下的地區施行自治，因為那在軍事與政治上都是大漏洞——天下初定，又覆立國，是樹兵也——尤其是當時已工業化的台灣。在大陸的台籍國民黨人，可能不在重慶政府核心，所以對這一點的自覺性不足，仍寄希望於台灣高度自治。
此後的發展，證實了台灣精英對國民政府的不放心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亦證實了國民政府對台灣的不放心也是正確的。
陳儀的困境，夾在自治意識與作戰後勤基地之間
陳儀接收台灣，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他既無權讓台灣人自治，在務實層面上，也無法讓台灣人自治，因為當時台灣的政府機關，中高層都是日本人，要走了，台籍基層公務員則在語言和思維上，都無法與外省人溝通。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謂的自治，是指由台灣人擔任最高行政長官，或最關鍵的政策執行者。事實上，執掌行政大權的雖非台灣人，但國民政府還是讓台灣實施普選，讓本省人擔任各級民意代表。此外，有少部分日籍公務員也被暫時予以留任。
換言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前，決定在原則上對台灣實施懷柔寬待的政策，並給予台灣人參與全國政治事務的參政權，選出中央民意代表，有別於日殖時代的“賤民”階級。
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簽發受降令，接受日軍安藤利吉投降。
根據《新台灣的政治建設》一文中所載，當時長官公署官員說：“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即是明證。
行政權無法立即給予本省人，自然有堤防台灣人一時無法脫日的考量，是敵是友，誰是敵誰是友，都還不清楚。
可以說，這是“原則上寬待，部分嚴管”的歷史案例。須知，當時兩岸人民對彼此都極度陌生。
大陸人真正開始重新認識台灣人，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廢除與日本的一切條約後的1941年。此前，大陸人已將台灣人視為異族，甚至以為島上都是生番，半開化的野蠻人。甚至直到1944年，許多陸媒對台灣的認識還停留在清朝時期。
因此，陳儀在大陸招聘的治台公務人員，與台灣人民的隔膜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對抗日多年的外省人而言，到台灣治理一口日語一口閩南語的庶民，很難沒有排斥感。當然，台灣民眾對外省人更是陌生，加上初期對國民政府的期待過高，一旦幻滅，失落感就非常大。
這就使得戰後初期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歡迎態度快速冷卻，摩擦日多，仇憎益增，再加上陳儀倉促施行了幾個不得人心的政策——主要是將台灣資源往大陸送，以便國民黨抗共，影響了民生——大幅拉高了台灣人的被剝削感。
陳儀在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而引咎辭職，某種程度上說，是替蔣介石背了鍋，一個仍處於內戰的中央政府，無論派誰到“前日本殖民地”管事，都只能作為夾心餅幹，兩面不討好。
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的真實死亡人數不過八百多人，連失蹤人口總數也只有一千出頭。外省人的死亡人數則為四百多人，真要計較，外省人的死亡比例超高，因為當時在台灣的外省人非常少。
對長年作戰、以數十萬為單位計算死亡人數的國民政府而言，這點死傷真的不算個事，蔣最在意的是，台灣作為後方補給基地，有沒有共黨滲透，以及能否支援內地打仗。
二二八事件讓許多台灣精英對國民政府失望，甚至有些長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精英，也轉變了立場。不過，在現在看來，這些“不失正確的誤判”，都是出於對時局的認識不足，無論是國際局勢，還是國內局勢。
以歷史為鑒，對比當前大陸對台政策
由以上說明可知，大陸當前對台政策的主調為何偏軟，部分是為了降低統一前的成本，我想，更多的考量是為了統一後的治理。
通惠情促融，鼓勵兩岸多交流，就是為了避免重蹈80年前的覆轍，兩邊若對彼此陌生，期待與恐懼都不符合現實，治理上的變量就會非常多。
然而，與8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兩岸分隔更久，美國的深度控制也絕非當年可比。在外力介入與島內“自以為已實現自治”的情況下，大陸既不能施行聯邦制或邦聯制，也不宜在缺乏正當理由下發動戰爭，軟的缺乏效果，硬的缺乏借口，以致“收覆台灣”的背後，其實目標是“收服美國”，難度又更高。
重點是，隨著時間流逝，台灣人的自治意識只會愈來愈固化，而不是相反。
1945年9月，台灣人同時具有戰敗國的戰犯，以及戰勝國的同胞兩種身份，尚且妄想高度自治甚至獨立，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下，自治意識當然比過往有增無減。
由此，所謂“原則上寬待，部分嚴管”，就是要寬待屬於大多數的民眾，嚴管小部分的精英；在民生經濟政策上要寬，在民族教育與民權制度上要嚴，如此才能矯正台灣目前“民主過大，民生過小，民族過亂”的問題，並盡可能將亂局縮小至可控範圍。
寬待“台獨”份子，放任美國勢力常駐，是樹兵也。
最後，就是國民黨。隨著“大罷免”一役的挫敗，民進黨聲勢一落千丈，國民黨好似又行了，該如何看待此一變局？時值國民黨要進行主席選舉，我下一次再深談如何處理國民黨問題。
近30年的歷史可鑒，台灣人自治意識高漲，但並沒有管好自己，這是一個陳年的願望，卻也是一個全新的問題。
當家族企業不行的時候，必須找專業經理人重整公司，今天的大陸與80年前完全不同，足以擔任專業經理人的角色，將台灣真正地“盤回來”。
從這個角度去想，統一後的治理才不會磕磕絆絆，寬待了必須嚴管的人，或是相反。
．雁默
台灣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