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發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訴說自己陷入家庭變故、工作不順、戀人和朋友背棄的困境之中，失去了人生寄托和方向，感嘆“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表示人生目的要從“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轉變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潘曉”是個筆名，取自黃曉菊和潘褘兩人姓名，這篇文章的人生故事由兩人的經歷整合而成。《中國青年》是中國共產黨1923年創辦的面向青年讀者的主流期刊，後來成為共青團中央機關刊，具有廣泛影響力，當時發行量超過200萬冊。這封讀者來信發表後，《中國青年》編輯部收到6萬多封來信，來信者各發己見，陳述自己對“潘曉之問”的看法，人們在其他報刊、課堂、沙龍甚至餐前酒後都隨之議論。這場全國範圍內的人生觀大討論，雖沒有給出紙面上的標準答案，但45年來中國人的行為已經給出了答案，折射出中國社會和生活理念的變化。
圖1 潘曉來信和《中國青年》編者評論（圖片來自網絡）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確立計劃經濟體制，統一配置資源、勞動力等，個人的選擇受制於國家和集體的安排，集體主義佔據主導地位。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間，考慮個人利益的思想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毒瘤”，個體的正當利益被完全否定。從1967年9月起，“鬥私批修”（鬥爭個人私心，批判修正主義）在中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人們被要求每天反省自己是否存在私心，如果有私心必須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否則將遭集體批判。嚴重者，私人財物甚至被砸、搶和沒收。
圖2 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社會開始反思極端集體主義帶來的消極後果。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社會開始全面轉型。以安徽鳳陽小崗村“包產到戶”為開端，農村改革迅速推進，農民重新獲得對土地的使用權和對勞動成果的自主分配權；國有企業獲得自主經營權，開始追求市場效率；職工也獲得了按勞取酬的權利，個體戶、“萬元戶”等新興社會群體開始湧現，個人的正當利益逐漸被認可。潘曉所表達的困惑正是對這些變化的回應。它不是否定集體主義，而是試圖在集體之中，為個體爭得一個正當的位置。
實際上，個體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始於改革開放。早在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就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孔家店”代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它強調克己復禮、等級尊卑，個體依附於家庭倫理和國家權威之下。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掀起了反對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的思想解放浪潮。陳獨秀（1879—1942）倡導民主與科學，揭示舊道德與民主政治生活的不相容，主張建立“自主的、獨立的、平等的新道德，只有確立個體的尊嚴與自由，中國社會才能走向真正的現代化。魯迅（1881—1936）將封建禮教稱為“吃人的禮教”，詮釋了“孔家店”影響下個體如何被壓抑的道理。盡管這場文化運動未能徹底改變舊有社會結構，但卻為中國人進行了個體主義正當性的思想啟蒙。
西方學術思潮的湧入也為關注個體利益的理念提供了理論支持。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道德情操論》再度受人關注，其中“我們能吃上晚餐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好心，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的論述，詮釋了“利己也利他”的邏輯，以及個人追求利益可帶動社會整體福祉的道理。1981年，盧允中、張岱雲（1932—1996）合譯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的《自私的基因》，在中國引起較大的反響。在道金斯看來，即使是利他行為，也是出於基因的自私性，是基因為了實現自己的最大化傳播，幫助他者實質是為了更好地利己。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這些“為人為己”的觀念在平衡集體和個人利益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中國在法律上逐步對公民合法私有財產予以承認和保護。1954年憲法原則性承認“生產資料所有制”包含個體勞動者所有制，1975年憲法弱化財產權保護， 2004年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首次寫進憲法修正案。 中國社會的變遷表明只有在尊重個體權益與自主價值的基礎上，集體利益才能真正穩固；而個體的實現，也離不開集體的制度保障與文化滋養。二者協調統一，方能推動社會走向現代化與多元共榮。
作者：王亞楠（山西大學研究生）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5年8月22日第19版“中國如斯”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