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陸學者高志凱先生提出“台灣應該有一場‘西安事變2.0’,再出一個張學良”。其實這也是一段時間以來,兩岸問題延宕不前的一個關鍵原因,要推動兩岸和平,總需要有一個坐下來談的人,而台灣方面不能推舉出一個有效的話事人或者說代表,也不能說清自己的訴求,導致和平進程難以推進。
有意思的是,《美麗島電子報》在5月所做的一份民調結果顯示,受訪者針對“中國大陸想統一台灣,應不應該主動向台灣提出條件來進行談判”這個問題,46.6%認為“應該”,18.4%認為“不應該”,只有7.8%表示“不讚成統一”。
再從這份民調數據的交叉分析來看,20-29歲、30-39歲、40-49歲的受訪者認為“應該”的比例分別為61.8%、59.2%、52%,政治立場為泛藍、泛綠、民眾黨、中立/看人不看黨的受訪者認為“應該”的比例則分別為58.2%、45%、43.2%。可以說,相較於島內各種民調中支持統一者的比例只有個位數,這份民調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
當然,從大陸方面與台灣統派的視角而言,兩岸統一既是民族大義也是利國利民,能夠讓兩岸免於內耗,又能讓兩岸社會共享繁榮與尊嚴,所以即便大陸沒有提出統一的條件,兩岸也應該要統一。
然而,《美麗島電子報》的這份民調結果顯示,多數台灣民眾認為大陸不能只說兩岸應該統一,還應該主動向台灣方面提出統一的條件。這個潛台詞的意思是,如果大陸向台灣提出的統一條件有足夠大的吸引力,那麼或許將會有不少比例的台灣民眾會轉而支持統一。既然如此,大陸何不嘗試主動提出統一的條件或方案?

台灣民眾舉“堅持九二共識”橫幅遊行
從“保障不變”到“統一紅利”
縱觀大陸40多年來關於兩岸以“一國兩制”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論述,絕大部分重點在於“保障存量”,有點類似香港回歸前後向港人宣傳的“馬照跑、舞照跳”,重點在強調統一以後,台灣社會許多既有的制度存量以及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近乎不變。
這些論述包括“葉九條”中第三條提出“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第四條表示“台灣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與同其他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鄧六條”表示“大陸不派人駐台”,台灣可自行管理黨政軍系統,司法獨立且終審權不須到北京;
“江八點”第七條則表示“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與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
可以看出,這些論述都重點強調統一後“不變”的部分。不過,我們試著從多數台灣民眾的角度來思考,如果統一後與統一前沒有什麼不一樣,那麼為什麼還要支持統一呢?所以要說服台灣多數民眾支持統一,不能只有“保障存量”,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增量”。
也就是說,要告訴台灣社會統一後能夠創造哪些實實在在、非常具體的“統一紅利”,而且這些“統一紅利”並非是統一前兩岸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階段就能享有的“和平紅利”與“融合紅利”,而是只有在兩岸統一以後才能享有的“統一紅利”。
目前大陸既有的“一國兩制”對台論述中,關於“擴大增量”與“統一紅利”方面的論述,包括“葉九條”的第五條表示“台灣政界領袖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領導,參與國家管理”,第六條提到“台灣地方財政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補助”;而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對台工作部分則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
此外,2022年8月10日國台辦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同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就指出兩岸統一後“經中國中央政府批準,外國可以在台灣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國際組織和機構可以在台灣設立辦事機構,有關國際公約可以在台灣適用,有關國際會議可以在台灣舉辦”。可以說,這就是一種對“統一紅利”與部分“統一方案”十分具體的描述。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誰來談?
而大陸領導人歷來最具突破性和代表性的對台論述,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於2019年1月2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大會上提出的“習五點”中,首次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新論述,並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就兩岸關系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是大陸領導人首次提出兩岸可以共同就“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民主協商。
此外,2022年發布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也進一步闡釋,“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協商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靈活多樣”,“我們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我們也願意繼續推動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的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共商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的大計”。
雖然以上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的論述並未提及具體的“統一紅利”,但是卻打開了兩岸各界對於兩岸統一條件、統一方案與統一紅利的想象空間。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倡議,只設定了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政治前提,在此前提下,兩岸可以對統一以後台灣的制度安排、軍事安全、經濟貿易、對外關系、選舉制度等各個領域展開全面性的討論協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從國民黨、泛藍政黨到台灣統派各個政黨,均未及時系統性完整地呼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倡議。此後,2019年5月至6月期間,國民黨原主席洪秀柱、時任新黨主席郁慕明、台灣少數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等人先後率團赴大陸拜會,並與國台辦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分別舉辦“兩岸關系與民族覆興座談會”。雖說這個座談會的名稱是為了規避民進黨當局的打壓而沒有直接冠以“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然而座談中卻鮮有真正觸碰兩岸統一方案的實質性協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誰來提?
從蔡英文時期到賴清德上台後,民進黨執政日益走向“綠色恐怖”,任何台灣的政黨、團體與個人若是公開與大陸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會受到民進黨當局以所謂一系列“安全法案”進行司法迫害,這幾乎斷絕了兩岸各界公開討論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可能性。
不過這其實只是技術性問題,只要采取封閉式非公開的方式來討論具體議題即可。更實質的問題是,台灣各界、尤其是統派各政黨團體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什麼具體想法?再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大陸方面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又有什麼系統性方案?
目前大陸學界已有許多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公開性研究成果,但這些內容大多集中在論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優越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以及如何談、談什麼,相對缺乏系統性論述到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具體方案內容是什麼,更別說能夠向台灣社會簡明扼要說清楚、講明白的方案口號與內容,例如類似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具體詳細的土地革命政策。
既然連大陸學者都不完全明白,遑論台灣民眾能夠了解什麼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當前台灣媒體環境大多已“綠化”淪陷之下,如何說服台灣老百姓了解、認同乃至支持“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不過,從《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可見,台灣民眾認為大陸要想統一台灣,要主動向台灣社會提出統一的條件,這種心態可以理解為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統一與否,需要一種具體方案而非憑空想象,否則難以說服大多數台灣民眾。
這是島內多數民眾的客觀想法,因此要爭取台灣民心支持統一,就需要從根本上讓台灣民眾看到兩岸統一清晰的願景。單純以民族大義已經難以打動多數台灣民眾,提出實實在在的統一紅利與統一後全面的治理願景,拿出解決台灣社會民生所面臨各種困境難題的解放,承諾統一後落實分配正義讓島內基層百姓能夠受惠,這才能夠調動起台灣民眾認同和支持統一的心理。
面對島內各界不論是客觀受限於民進黨的打壓,還是主觀上壓根不知道要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出什麼建議或想法,那麼與其如此坐等下去,不如由大陸方面主動提出統一的條件與方案。
考慮到由中央層級提出將少了回旋的空間,或者在相關敏感問題上不好立即上升到中央的立場予以表態,那麼可以將這項任務交由民主黨派、某個官方或半官方智庫、乃至民間智庫,來發表一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意見稿,並且可以強調這只是統一方案的意見稿,歡迎兩岸各界提供修改意見,在降低敏感性的同時也可以保留彈性空間。
在意見稿發表之後,可以邀請台灣各界政黨、團體和人士舉辦閉門非公開的協商座談會,聽取具體修改意見,經過一段時間將修正稿再行公布。通過多輪的線下和線上的意見搜集與方案修改,方案內容也會日益成熟完善。
可以說,由大陸方面半官方或民間智庫發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意見稿,這是當前打破民進黨各種“謀獨挑釁”、阻斷兩岸交流合作的奇招,也是正面壓制賴清德“兩岸並購條件說”、爭取台灣民心的陽謀。
意見稿一經發布與宣傳,必然會引發島內各家媒體政論節目的廣泛討論,台灣民眾也能夠更直接、更具體地了解兩岸統一到底可能會是什麼樣的方案,以及兩岸統一到底對台灣社會和基層人民能夠創造哪些“統一紅利”。以此來爭取台灣民心認同統一,這種或能收到奇效的做法,大陸對此何不嘗試看看?
.正心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