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 棟
（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
有種流傳說法稱：望遠鏡、自鳴鐘等在西方被視為工業文明先聲的技術器物，17世紀前後傳入中國時，卻遭部分明清士大夫冷遇，被斥為“奇技淫巧”，這一認知偏差不僅直接制約了明清時期中西科技交流的深度，更被後世學者視為中國傳統社會錯失近代科技革命機遇的重要文化注腳。傳統士大夫對“奇技淫巧”的輕蔑態度背後，折射出怎樣的技術認知？本文將對此展開探討，並反思其當代啟示。
作為文化標簽的“奇技淫巧”
“奇技淫巧”這一表述最早見於秦漢典籍，常與政治倫理緊密相關。《禮記‧月令》有載：“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此處“淫”作“過甚”、“不當”解，特指那些超越實用需求、流於過度修飾之物。此類器物被認為可能“動搖君主心志”，在儒家思想體系中被視為潛在的政治隱患，因此“是月”（孟冬月）君上檢視工匠的工作成效時，工匠不可以作“淫巧以蕩上心”。
儒家典籍早有歷史鏡鑒，指出“奇技淫巧”“蕩上心”對統治者的危害。《尚書‧泰誓》將商紂王“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列為伐紂的重要罪狀之一，斥責其偏離祭祀上天和祭祀祖先等核心責任，最終導致統治合法性的瓦解。可見，“奇技淫巧”不僅關乎技術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更關乎其背後所承載的價值取向與政治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奇技淫巧”的“蕩心”之患，並非僅限於君主，亦涉及普通民眾。《禮記‧王制》明確規定：“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放縱的音樂、奇異的服飾、怪誕的技藝、新奇的器物，皆被視為擾亂民心、破壞社會秩序的根源，甚至被納入極刑懲戒的範疇。
漢代以後，隨著儒家倫理在中國社會的深入滲透，“奇技淫巧”的語義逐漸從政治訓誡擴展至道德評判。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針對“奇技淫巧”注曰：“淫謂過奢侈。”明確指出其核心特征在於非實用性與過度裝飾性。“奇技淫巧”並非單純針對技術或器物本身的客觀屬性，而是基於特定倫理秩序作出的價值判斷。
換言之，“奇技淫巧”實為一種文化標簽，反映的是傳統社會對技術與器物在特定倫理體系中的價值定位。以商紂王為例，其所作“奇技淫巧”並非沒有任何功用——具娛樂功能。古人也並非全然排斥娛樂性技術：田獵之樂、博弈之器早已存在，但未被歸入“奇技淫巧”之列。然而，紂王所作之技術之所以會被貼上“奇技淫巧”的標簽在於，紂王背離了“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的君主職責，而淫樂（過度沉溺）於取悅婦人的技術創造，從而其所作之“奇淫技巧”被異化為破壞政治秩序的象征。
由此可見，“奇技淫巧”本質上是傳統社會依據特定價值體系所構建的一種文化判斷機制。其與倫理秩序密切相關，使得這一標簽具有某種“過濾功能”——當某項技術實踐與政治穩定、道德規範、等級制度等主流價值訴求發生衝突時，便可能被歸入“奇技淫巧”之列，從而遭到批判甚至排斥。
正因如此，明清時期望遠鏡與自鳴鐘等西方器物傳入中國時被冠以“奇技淫巧”之名，並非因其技藝本身被士大夫認為有何不妥，而是因為這些西洋器物與中國當時主流的技術認知體系存在顯著差異，缺乏與本土技術傳統相契合的價值關聯。它們未能嵌入中國傳統社會對技術的倫理期待之中，因而被視為異質、疏離乃至危險的象征。
奇技淫巧論是農耕社會價值觀濾器的產物
盡管從現代視角來看，“奇技淫巧”這一標簽或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錯失了許多精巧技術發展的機會，但其作為文化標簽在價值層面和社會現實層面都有著深厚的基礎。
正如前文《尚書》和《禮記》等儒家經典中所提到的“奇技淫巧”可能惑亂人心，道家也常常主張機巧之事的巨大倫理風險。《道德經》中有言：“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意指當人們過於追求技巧和聰明才智時，就會引發許多奇怪、反常的事物，導致社會陷入混亂。《莊子》更進一步提到依賴技術的風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發明機械工具的人必然要從機械的效率等功利性角度考慮問題，進而內心充滿機巧與算計，偏離了樸素自然的狀態。總之，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構成了“奇技淫巧”文化標簽形成的價值基礎。
除了這些價值傳統的影響，“奇技淫巧”標簽的形成還有著其社會現實基礎。中國古代以農耕經濟為主導，“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導向極大地塑造了技術評價標準。如《齊民要術‧序》所述：“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這種價值觀促使社會資源傾向於直接服務於農業的技術（例如鐵犁牛耕、水利工程），而“奇技淫巧”的非實用性使得其難以直接促進糧食生產，往往被視為“不急之務”。更早的是商鞅在《商君書》中所指出的：“今人皆以工商遊食，而欲致國富強，亦難矣。”商鞅認為，對於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而言，大量人口投身工商業不利於國家的強大。
正因此，中國古代形成了“士農工商”的四民結構，《漢書‧食貨誌》記載：“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其中，“作巧成器”的工匠雖被認可，但在社會地位上遠低於士人和農民。“奇技淫巧”的發展可能會對這種社會結構構成潛在威脅：一方面，複雜技術研發需要巨額資金和人力投入，可能聚集和消耗大量社會財富；另一方面，“奇技淫巧”的傳播會促進社會流動，工匠通過技藝獲得財富、聲望或統治者的寵信，從而尋求社會階層的上升，影響傳統的社會結構。歷代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如唐代的“匠戶制度”將工匠固定在官營手工業中，以及《顏氏家訓》強調“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等規訓手段，壓制“奇技淫巧”，間接維護社會的等級制度。
總之，“奇技淫巧”標簽的形成是基於價值觀念和社會現實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結果不鼓勵發展超前的技術，付出了影響技術創新擴散路徑的代價。
片面滿足當下需求論是奇技淫巧論的當代版本
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已顯著區別於傳統的農業社會，盡管“奇技淫巧”的傳統濾鏡或許已不復存在，但孕育這一概念的傳統文化土壤仍在中國社會中存續並發揮影響。歷史的延續和當代的發展在“奇技淫巧”上依然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歷史上，過度強調實用性的技術評價體系雖然能在短期內促進社會穩定、避免資源浪費，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會抑制技術創新的活力。當技術實踐被局限於所謂的“有用”範疇內，那些暫時無法轉化為直接實用價值的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往往會被邊緣化；而一旦創新熱情因“奇技淫巧”之類的倫理評判和文化標簽而受到壓抑，社會便會失去實現技術躍遷的關鍵動力。令人欣慰的是，當代中國社會高度強調創新，並意識到支持基礎科學和技術研發的重要性，並通過物質獎勵和榮譽激勵等機制，鼓勵各類創新，包括那些並不直接服務於日常生活的科技創新。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過度鼓勵創新也可能帶來新的挑戰。隨著大量甚至海量科技創新和技術發明專利的湧現，不同創新的價值變得難以比較，結果往往是簡單地量化評估，例如通過統計科研論文數量、專利數量或一時的經濟效益來衡量創新能力。這種方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些刻意追求形式機巧、缺乏實質突破的平庸發明泛濫。這種基於量化的評價體系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過濾功能”，將實用性不夠明顯的基礎研究和創新推向邊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們試圖擺脫傳統的“奇技淫巧”束縛，全面擁抱創新時，可能會陷入另一種形式的實用主義陷阱，即再次邊緣化那些尚未顯現應用價值的創造性嘗試。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的經濟增長點越來越多地來源於所謂的“非實用”領域。“以泡泡瑪特為例，該潮流品牌旗下玩具雖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實用功能，但卻憑借其獨特的玩偶外觀設計，通過精準捕捉年輕群體的情感需求，成功結合“驚喜經濟”與“收藏文化”，構建了一個千億級市值的商業帝國。 ”這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推動了中國文創產業的全球化傳播，提升了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的價值已從單純的“解決問題”擴展到“創造需求”，從“功能實現”升級為“意義建構”。那些暫時無法用傳統實用標準衡量的技術探索，可能正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更加包容和前瞻性的技術評價體系，既要重視實用導向的創新，也要為看似“無用”但實際上蘊含巨大潛力的探索留出空間。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潛能，避免陷入實用至上和平庸創新的循環，構建一個更為多元、開放和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生態。
結 語
“奇技淫巧”作為傳統中國的技術認知符號，本質是農業文明實用理性過度張揚的文化產物。它既反映了中國古人重視實用、警惕奢靡的技術價值判斷，也折射出傳統中國社會壓制異質技術、維護等級秩序的保守傾向。在科技全球化與創新驅動發展的今天，重新審視這一歷史現象，並非要簡單否定傳統，而是要在批判與繼承中尋找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路徑。
原載：加拿大《華僑時報》2025年7月18日第19版“新視角”文化•思想•學術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