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安徽桐城的一條老巷深處，一座鐫刻著“禮讓”二字的石牌坊靜靜矗立，見證了300多年前張吳兩家互讓三尺轉墻成巷的佳話。這個被稱為“六尺巷”的故事，不僅是中國人“以和為貴”的價值觀象征，更在當代國際交往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2025年5月30日，《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在香港簽署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特別引用六尺巷典故，將中國傳統智慧與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關聯起來。這一跨越時空的呼應，揭示了中國傳統價值觀與當代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共鳴，反映了中國處理民事糾紛的傳統智慧在解決國際爭端的和平手段中得到延續。
圖1 姚永樸（1861—1939）《舊聞隨筆》中記載的六尺巷故事
六尺巷的典故多。六尺巷典故廣為流傳，講的是兩家鄰居為宅地發生糾紛以互讓方式解決問題的故事。兩家鄰居中，強勢的一家去信要求在朝廷（中央政府）任高官的家人出面解決糾紛。高官回信建議家人主動退讓三尺寬的宅地，結果喚起鄰居的道德感也退讓出同等寬度的宅地，於是這六尺寬的地方便成為一個公共巷道。這個故事有多個版本，主人公有出生江蘇丹徒（今鎮江）的張玉書（1642—1711）、福建閩縣的林瀚（1434—1519）、江蘇興化的鄭板橋（1693—1766）、山東滋陽（今曲阜）的賈鳧西（1590—1676），史書上記載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七八位，還有一些無名者，故事情節類似。其中，以安徽桐城清代大學士張英（1637—1708）為主人公的版本是傳播範圍較廣者。雖然故事的主人公不同，但多提及包含“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詩句的回應家書，說明中國人崇尚“禮讓”之德和相信“中和”解紛之效。
圖2 桐城縣長徐國治1936年修纂的《桐城志略》中關於六尺巷的記載
無訟和合理念的現代升級版。中國社會治理融合法、儒、道三家智慧。法家以律令為基礎，設定秩序底線，保障穩定，略顯刻板。儒家倡導“和為貴”，通過道德感召化解矛盾，注重柔性治理，依賴價值觀一致。道家主張“無為”，強調順勢而治，保持治理彈性，在烈性沖突中缺乏強制，三者各有優劣。中國治理逐步形成以時機的適切、法治的剛性、利益調和的柔性相配合，實現剛柔並濟。這種底線思維與調和藝術的結合，使六尺巷所代表的禮讓哲學，成為現代法治架構的有效補充。中國頒布和實施了人民調解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有需要的企業事業單位，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願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安徽桐城以“親無訟、尚和合、崇謙讓”理念為引領，總結出聽、辨、勸、借、讓、和六步工作法，即聽取各方訴求、辨析是非曲直、勸導以和為貴、借助鄉賢之力、促進禮讓當先、推動互諒言和，實現“案結事了人和”的目標。2024年當地調解成功率達98.72%。六尺巷工作法隨之在中國各地得到推廣。
調解智慧進入全球治理體系。當今國際爭端呈現出複雜性和多樣性。傳統機制如WTO爭端解決機制、國際投資仲裁等，暴露出程序繁瑣、費用高昂、政治化傾向嚴重等問題。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國際投資仲裁平均每案花費超過百萬美元，而發展中國家因經濟實力薄弱，往往被迫放棄維權，全球治理體系急需改革。中國“柔性解紛”智慧在此展現獨特價值。2021年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歷經4年磋商形成《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規定爭議受理需雙方同意，是六尺巷精神的全球投射。與傳統裁決模式相比，國際調解院更強調靈活與共贏。其程序可依據爭議雙方意願調整，更貼近現實需要。通過設立調解協議登記備案制度，解決協議難履行的通病，提升結果執行力。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倡議得到廣泛響應，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
這種從“巷弄智慧”到“世界規則”的跨越，正是中華文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獨特貢獻，不是輸出某種模式，而是提供一種思維：在差異中開辟共處之道，在沖突中創造和解之法。
作者：陳雪婧（山西大學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