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70年前，萬隆會議以“團結、友誼、合作”為核心精神，為亞非國家打破殖民枷鎖、爭取獨立自主開辟了道路，其確立的和平共處十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史上的里程碑。
今天，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單邊主義擡頭、地緣沖突加劇、發展鴻溝擴大，萬隆精神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愈發凸顯。它不僅是南南合作的基石，更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求同存異”的東方智慧——在霸權與分裂的陰霾下，重拾多邊主義共識、捍衛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成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關鍵。
七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曾作為重要參與者，在亞非人民爭取國家主權的鬥爭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盡管中國並非1955年4月歷史性的萬隆會議的正式召集方與組織者，但正如印尼總統兼東道主蘇加諾所言1，北京在促成這場“人類歷史上首次有色人種間的跨洲際會議”的政治外交準備工作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在此前一年，中國在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領導下，主導了兩場覆雜的外交談判：一場是與印度的雙邊會談，另一場是在日內瓦會議中與當時四大強國——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的多邊磋商。
在前一場談判中，面對兩個人口大國圍繞中國西藏邊境地區的爭議困局，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與周恩來總理不僅達成了雙邊貿易與邊境協議，更共同制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該原則後來成為萬隆會議十項共識的基石。
在更為覆雜的第二場談判中，中國在朝鮮沖突及後續法屬印度支那問題的磋商中扮演關鍵角色。雖然朝鮮半島未能實現統一（最終確立的“三八線”導致南北分裂），但法國與越盟（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武裝力量）之間的僵局得以化解，以越南南北分治為條件，結束了戰爭並促使法國殖民軍隊撤離。
1955年4月19日，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 （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這兩項歷史性協議不僅幫助亞洲大陸實現了暫時穩定（越南後來遭到美國入侵），為萬隆會議創造了有利政治條件，也向世界展現了共產黨人周恩來的外交智慧。其成功甚至引起了華盛頓的擔憂：美國害怕這位中國外交官的魅力與辯才可能助推共產主義理念的傳播，說服其他亞洲國家領導人支持有悖美國利益的方案。巧合的是——或許並非巧合——萬隆會議召開七天前，搭載中國代表團從香港飛往雅加達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造成11人遇難（僅3名機組成員生還）。所幸周恩來未乘坐該航班，躲過了親美的國民黨當局策劃的暗殺行動。
對北京而言，萬隆會議標志著突破了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出兵朝鮮以及遭遇西方列強封鎖導致的相對孤立局面的關鍵一步。在印尼，中國得以同眾多亞非國家直接交往，其中許多仍視其為“紅色威脅”。在華盛頓的指示下，部分國家元首在會上攻擊中蘇陣營。周恩來在修改後的開幕詞中明確表態：中國參會“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2。
中國以雄辯之姿譴責歐洲列強的殖民主義：這些國家通過掠奪與壓迫，將“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亞非“燦爛古代文明”推入“貧困落後境地”。3
中國呼應印度、印尼、埃及、緬甸等“不結盟”國家的訴求，譴責新戰爭的威脅，指出各國和平運動要求停止軍備競賽、禁止核武器。周恩來強調，兩大洲國家“迫切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以擺脫殖民主義遺留的落後狀態。為此，各國經濟合作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避免任何國家淪為單純的“原材料產地與消費品市場”。
最後，他強調了對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持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並就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問題的解決方案，支持埃及恢覆蘇伊士運河主權、印度對果阿邦的主權、印度尼西亞對西新幾內亞的主權，當然，也強調了中國解放本國領土台灣的主張。
周恩來之所以成為萬隆會議的焦點，不僅因其開幕致辭展現的雄辯風采，更在於他謙遜溫和的語調與斡旋分歧的卓越能力——這些特質幫助他促成了看似不可能達成的共識。例如，在涉及土耳其、菲律賓、泰國、伊朗、伊拉克等亞非國家參與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如東南亞條約組織與中央條約組織）的爭議時，以及在“和平共處”概念的討論中，中國都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兩個相互關聯的議題，經過激烈辯論與中方積極協調，最終均被納入十項原則的最後宣言中。
周總理與中國代表團贏得了廣泛讚譽：倫敦廣播電台稱，“任何具有政治遠見者皆能看清，中共在萬隆會議上取得的成就不可估量”。4部分與會代表評價周總理“通情達理、善於斡旋，且真誠渴望證明中國確有和平的意願”；來自印尼的會議秘書長魯斯蘭·阿布杜加尼（Ruslan Abdulgani）回憶，周恩來“溫和親善”的作風令曾對他心存疑慮的代表們深感折服，他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他們的眼中不再是危險的‘巨龍’。”5
中國參與萬隆會議的成功讓北京得以擴大與眾多國家的外交關系，凸顯了北京對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持，並推動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外交的支柱，包括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與“一帶一路”等倡議都體現了這一點。
然而，在印尼的歷史性會議召開70年後的今天，令人擔憂的是，當時由20個“第三世界”國家指出的大多數緊迫挑戰，在今天被稱為“全球南方”或“全球多數”的地區仍未得到解決：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剝削機制導致的經濟落後、美國及其軍事聯盟挑起的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和痛苦、核威脅、猶太覆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深重不公以及尚未解決的台灣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回想起敘利亞代表哈立德·阿紮姆在1955年4月發表的那場激動人心的演講：“我們向全世界宣布，我們將繼續團聚在一起……直到我們看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一點一滴都被洗刷幹凈，永遠摧毀。”這種團結在一起的堅持便是“萬隆精神”留下的最大遺產。
．馬可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巴西聖保羅大學心理學博士引用文獻：
- [ 烏塔瑪·威丹·烏斯瑪：《展望未來：1955年萬隆會議思想史》，左岸出版社2025年版，第22頁]
- [ 同上，第142頁]
-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威爾遜中心數字檔案（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main-speech-premier-zhou-enlai-head-delegation-peoples-republic-china-distributed-plenary），2025年3月14日查閱]。
- [《中國外交部參考文件第1號，1955年4月28日》，引自：威爾遜中心數字檔案（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chinese-foreign-ministry-reference-document-no1），2025年3月14日查閱]。
- [ 烏塔瑪·威丹·烏斯瑪：《展望未來：1955年萬隆會議思想史》，左岸出版社2025年版，第14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