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極右翼來說,2024年是繼續茁壯的一年,意法德三國尤其明顯。
在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席次從2019年的135席(占議席總數的18%)上升到2024年的187席(占議席總數的26%),當中包括2019年沒有向布魯塞爾推派極右議員的幾個國家:塞浦路斯、盧森堡、葡萄牙和羅馬尼亞。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FdI)更是成長驚人,從2019年的6.4%得票率上升到2024年的28.8%。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前稱國民陣線)同樣表現亮眼,其得票率是馬克龍所屬覆興黨的兩倍,這一結果直接導致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提前大選。最終國民聯盟贏得142席,雖沒有成功問鼎總理,卻已拿下該黨史上最佳戰績,並且足以影響政局:在國民聯盟與其他政黨攜手合作下,法國巴尼耶政府在12月垮台。放眼202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國民聯盟的瑪麗娜·勒龐依舊是有力候選人。
再來是德國。去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15.6%選票,同樣創下該黨迄今最好成績。11月德國三黨聯盟瓦解後,總理朔爾茨在12月提請解散國會,新大選將於2025年2月舉行。根據Wahlen當前民調,AfD的支持度高達17%,領先總理朔爾茨的社民黨(SPD)2%,僅次於基民盟(CDU)與基社盟(CSU)的保守派聯盟(33%),並已提名愛麗絲·魏德爾作為總理候選人,是AfD首次展現問鼎領導人的雄心。
當然,極右崛起不是意法德的單獨現象,而是當代歐洲變革的縮影。
從宏觀視角出發,意法德三國既是舞台也是剖面:意大利極右已經取得政權,法國極右已能影響政府,德國極右則正在浮上台面;聚焦個人層面,梅洛尼、勒龐、魏德爾三人的政治實踐,既為歐洲極右擴充了覆雜臉譜,也展演了“極右崛起”的虛與實。

12月4日,勒龐在不信任投票辯論期間大笑 路透社
勒龐:為了茁壯而去“妖魔化”
首先是三人之中最早參政的勒龐。1986年,18歲的勒龐加入父親領導的國民陣線,之後就以自身法學背景擔任該黨的法律部門領導人。2000年,32歲的勒龐入主國民陣線執委會,開始大力推動“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目的就是消除國民陣線的“極右污名”。2003年,勒龐升任國民陣線副主席,並在2007年成為國民陣線兩名執行副主席之一,負責黨的培訓、溝通和宣傳。
2011年,43歲的勒龐以67.65%得票率當選國民陣線主席,正式接班父親職位,並在2018年改黨名為“國民聯盟”。
直到2022年正式交棒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前,勒龐已經領導國民聯盟將近11年,參加過2012年、2017年、2022年三次總統大選。眼下勒龐面臨挪用公款的法律審判,如果法院無法對其定罪,勒龐預計再戰2027。
其實回顧歷史,國民陣線的“極右”實踐經歷多次變化。1972年創立之初,國民陣線匯集了各領域的民族主義者,主打反共、提高法國出生率、建立職業軍隊、廢除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埃維昂協議》(Évian Accords)、推動“法國與歐洲的文藝覆興”,但這些主張其實無助於國民陣線脫穎而出;尤其當年法國存在各種極右小黨,國民陣線不懂媒體宣傳、又極度依賴傳統極右話語,往往只能依靠選前的各種結盟操作拉擡得票,並被身為主流的中左翼當成分裂右翼的工具。
但到了1987年,勒龐之父尚-馬里·勒龐(Jean-Marie Le Pen)開始采取美式競選策略:頻繁出席各種電視辯論,並在煽情修辭加持下,成為高人氣、高仇恨值的“收視保證”,尤其為對選票市場進行區隔,尚-馬里·勒龐還把自己定位成反“四大惡勢力”(保衛共和聯盟、法國民主聯盟、社會黨、共產黨)的人民代表,最後也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14.4%的成績,雖然遠未達到當選門檻,但已是國民陣線的歷史性突破。
與此同時,國民陣線也從1980年代起持續聚焦反移民話題,尤其1989年杜福拉爾事件(Affaire du Foulard)後,法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情緒持續湧動,國民陣線便趁勢掌握輿論熱點,開始大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競選主軸,並且成功在1993年的國會大選第一輪投票中,獲得12.7%的支持度。
整體來說,國民陣線雖以“極右”身份站上法國政治舞台,但自成立以來不斷變化立場身段,以適應各種政治氣候,表面看似瘋狂極端,行動還是奉行實用主義,最後也從眾多極右小黨中崛起。
而勒龐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入黨、接班,並在“去妖魔化”策略下,進一步推動國民陣線轉型,擴大選票基礎。例如,勒龐首先驅逐了親維希(Vichy France)、同情納粹、反猶立場明顯的黨員,其中就包括自己的親生父親尚-馬里·勒龐,後者曾稱“針對猶太人的毒氣室不過是二戰下的小細節”,勒龐為此公開反駁“種族滅絕是野蠻行徑的頂點”,顯然是要與其父親進行切割。
之後勒龐在2018年改國民陣線為國民聯盟,也同樣是要軟化黨的外在形象,所以舍棄了較有戰鬥性的“陣線”一詞,甚至包括2022年推動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小鮮肉”巴爾德拉接班,也都是“去妖魔化”策略的一環。

圖為2024年7月5日,勒龐領導的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與該黨主席巴德拉的海報 路透社
甚至勒龐本人的立場變化,同樣是上述轉型的縮影。例如針對移民問題,現在的勒龐已不再主張系統性驅逐合法移民,而是要求降低每年的凈合法移民率、終止出生在法國即享公民身分的自動公民權。在對歐立場上,勒龐也從2019年起就不再主張法國脫歐、退出歐元區,而是認為歐盟應該“從內部改革”。在對北約立場上,國民聯盟原本主張法國退出北約,現在勒龐也改口稱是要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結構”;在對死刑的立場上,勒龐從2017年起就不再呼籲恢覆死刑,而是宣布支持對“最嚴重罪行”判處永久監禁,同時承諾自己如果當選,會就是否恢覆死刑舉辦全民公投。
基本上經過前述種種調整後,現在的國民聯盟已與早年的“極右”形象拉開距離,不斷往右翼、甚至中右靠近,正如勒龐在受訪時總是不斷主張,“我們不是極右翼,我們的主張並不極端”。尤其,國民聯盟的部分經濟政策帶有左翼色彩,這甚至導致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批評勒龐是“極左政治家”,以及前總統奧朗德稱勒龐的言論“就像共產黨傳單”。
當然,這些批評更多是處於競選時空下的政治攻防,但從選舉結果來看,勒龐也確實存在“可左可右”的選票空間。
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勒龐獲得了17.9%的選票,排名第三,雖然無法進入第二輪決選,卻已是國民陣線史上最好戰績。當時法國社會學家西爾萬·克里龐(Sylvain Crépon)就對投給國民陣線的選民進行分析,認為“國民陣線的選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因經濟危機和競爭而破產的小店主”。
到了2017年總統大選,勒龐以21.3%的得票率成功殺進第二輪,僅落後馬克龍(24%)些許,這時勒龐除了呼籲極左政治家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支持者投給自己之外,還積極走訪工廠,並受到各地工人的熱烈歡迎,最後以33.9%的支持度落敗;2022年,再度殺進第二輪的勒龐最後得到41.45%的選票,顯然已遠遠超出極右基本盤。
整體來說,當法國執政黨無法回應選民怒氣,曾經的極右政黨又持續甩脫妖魔形象,不論是勒龐的崛起還是國民聯盟的茁壯,都已成為歷史偶然下的某種必然。
梅洛尼:執政後也可以是右翼
意大利的梅洛尼同樣進行了洗脫“極右”的政治工程,並且正用自己的執政證明:自己也可以是右翼。
1992年,15歲的梅洛尼加入意大利社會運動(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下屬的青年陣線。MSI是意大利知名的新法西斯政黨,由墨索里尼支持者在1946年成立,一度是意大利第四大黨,後來在政治變化下淪為邊緣政黨,最後出於生存考量,黨內溫和派在1995年將MSI改組為民族聯盟(Alleanza Nazionale,AN),淡去了法西斯色彩。
1996年,19歲的梅洛尼開始擔任民族聯盟的學生部門領導人,並於2006年代表民族聯盟進入意大利眾議院,也在同年成為該黨的最年輕副主席。
2008年,31歲的梅洛尼被第四屆貝盧斯科尼政府任命為青年部長,一直任職到2011年貝盧斯科尼下台。期間,梅洛尼的政黨歸屬再度生變:2009年,民族聯盟與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FI)合並為自由人民黨(Il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更加靠向中間右翼。不過這種作法顯然不能讓所有人滿意,梅洛尼就是其中一。
2012年12月,梅洛尼與幾位黨員宣布脫離自由人民黨,創立“更能代表右翼”的意大利兄弟黨,並在未來幾年內合並部分右翼小黨、擴大板塊,最後在2022年大選帶領中右翼聯盟(Centre-right coalition)獲勝。
從現實來看,2022年的大勝明顯是2017年意大利選制改革遇上2022年大選左翼分裂、右翼整合,兩股脈絡共同作用而成,使得在2018年得票率僅有4%的意大利兄弟黨,能在2022年暴增至26%成為第一大黨,45歲的黨主席梅洛尼也因此成為意大利總理。
除了制度與板塊原因,梅洛尼本人對意大利兄弟黨的立場形塑也同樣重要:從2014年擔任黨主席開始,梅洛尼就跟勒龐一樣,不斷宣稱意大利兄弟黨不是“極右”、而是“保守右派”;且正如勒龐掌權前,國民陣線也存在不少親納粹、親維希政權的黨員,意大利兄弟黨同樣有崇拜墨索里尼的底色,梅洛尼本人就是代表,只是這種代表性就像國民陣線的激進性,會因為選票而轉彎。
最早在19歲受訪時,梅洛尼曾稱讚墨索里尼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意大利”。2012年意大利兄弟黨成立後,梅洛尼特意在黨旗上添加“三色火焰”,這個符號象征墨索里尼遺骸,也是意大利新法西斯政黨的常用符碼;2022年大選前曾有人建議梅洛尼移除三色火焰,以吸引更多中間選票,但梅洛尼最後沒有接受。
不過,也是同一個梅洛尼,在2022年大選前開除了讚揚希特勒的黨員,並在投票前夕接受外媒采訪,表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歷史,自己其實與英國保守黨、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美國共和黨共享類似經驗與價值觀。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CNN
2022年10月在議會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前,梅洛尼再度發表公開演講,“我從來沒有同情任何不民主的政權,包括法西斯主義,正如我一直認為1938年的種族法是意大利歷史的最低點,這是我們的恥辱。”
而這種對墨索里尼遺產的同步繼承與否認,讓意大利兄弟黨不僅能涵納極右選民,也擁有了向中間靠的潛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梅洛尼執政後的立場轉變也就不那麽令人意外了。
首先是移民問題。執政前,梅洛尼就與許多歐洲極右一樣談論所謂“卡勒吉計劃”(Kalergi Plan)陰謀論,也就是宣稱左翼意大利政府已與境外邪惡勢力達成秘密協議,要引入大量移民取代本地人口,在意大利實施“種族替代”。
但執政後,梅洛尼的論述迅速軟化為:意大利需要移民;而針對選前主張的“零容忍”政策,也就是不讓任何難民進入意大利港口,梅洛尼雖在阿爾巴尼亞設立了意大利運營的“收容中心”,將部分抵意難民轉往阿爾巴尼亞,但根據意大利內政部的說法,難民中的老弱婦孺依舊安置在意大利。換句話說,“零容忍”政策其實也沒有徹底執行。
再來就是對歐立場。選前的梅洛尼毫無疑問是疑歐派,認為應該“重新討論”歐盟條約並修改意大利憲法,讓意大利的法律位階高於歐洲法律,並主張退出歐元區。但到了2022年大選投票前夕,梅洛尼直接公開喊話:勝選後保證不退出歐元區,其本人也確實在選後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進行務實互動,淡化了疑歐派底色。而這背後的原因也很現實:除了選票考量外,還有執政後的財政問題,意大利不可能不需要歐盟撥款。
不過,梅洛尼的轉彎並沒有導致地盤的流失。從2024年6月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來看,意大利兄弟黨獲得了28.75%的選票,比2022年大選後的26%更高。如果除卻“極右”的陳年爭議,梅洛尼的成功似乎可以證明:本土主義、保守主義、對外現實主義所共構的“右翼路線”,不僅能在意大利選票市場勝出,也能在歐盟體系下生存。
魏德爾:極右政黨的得體門面
勒龐與梅洛尼的成功轉身,其實與魏德爾的崛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與一生從政的勒龐、梅洛尼相比,魏德爾算是半途加入的“政治新手”。作為拜羅伊特大學的經濟與商業管理畢業生,魏德爾先是在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擔任高盛分析師,又在之後轉往中國工作6年,據《華盛頓郵報》披露,魏德爾還在這段期間學會了說普通話。接著,又於2011年獲得拜羅伊特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主題就是中國的養老金制度。
之後,魏德爾回歸業界,自2011年3月起在法蘭克福擔任安聯全球投資公司副總裁,一直到2013年5月卸任。也正是在同年10月,魏德爾加入了德國另類選擇黨。
另類選擇黨如今被視為極右組織,甚至一度被德國聯邦安全局監控,但事實上在創立之初,該黨吸引了各界精英參與,尤其是經濟學家與商界領袖,原因也很直接:其成立宗旨就是呼籲德國退出歐元區,同時反對德國紓困南歐國家。而這顯然是對歐債危機的憤怒回應。
真正觸發德國另類選擇黨進一步右傾的,是2015年的弗勞克·佩特里(Frauke Petry)掌權。比起脫離歐元區,佩特里本人更關注移民問題與德國的“伊斯蘭化”,而另類選擇黨也確實在其帶領下持續聚焦種族、宗教、移民議題。
這不僅導致部分成員退黨,還使得該黨在2016年被歐洲議會的歐洲保守與改革黨(ECR)除名,但這些發展都不能阻止同年的黨代表大會通過反伊斯蘭的政策綱領,包括主張德國禁止罩袍、宣禮塔、喚拜,以及提出“伊斯蘭是不是德國的一部分”這句口號。
當然,這背後也有選票市場的驅動。在德國另類選擇黨成立兩年後,退出歐元區的話題已經有些退潮,倒是移民沖突持續湧動,且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綱領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度確實有所提升,這就導致黨內的右傾趨勢不斷深化,即便2017年佩特里退黨都不能停下,極右派系甚至將反移民的話題與反猶、白人至上、同情納粹的敘事相結合,進一步拉升了極化程度。

另類選擇黨(AfD)聯席主席魏德爾 ZDFheute
因此2020年3月,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就將德國另類選擇黨內部的極右派系Der Flügel列為“反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右翼極端主義勢力”。到了2021年3月上旬,德國聯邦安全局已將整個另類選擇黨作為“涉嫌極端主義的組織”,並進行監控。
而在此過程中,魏德爾作為黨內溫和派雖有活動,但始終無法進入權力核心,不過還是憑借其自身表現讓大眾留下印象。
從2016年開始,德國便有媒體討論魏德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中的“神奇存在”,包括該黨強烈反對同性婚姻與彩虹旗幟,魏德爾卻與同性伴侶組成家庭且收養子女;該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魏德爾卻雇用一位敘利亞難民來協助整理家務;該黨政治精英的外顯形象往往憤世嫉俗、慷慨激昂,魏德爾受訪卻總是輕松理性,平靜且有條不紊。
這種“神奇存在”讓不少德國媒體評論稱,魏德爾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希望”與“理性面具”。
而真正讓魏德爾走向掌權的,是2021年的全國大選結果。德國另類選擇黨雖在東部表現強勁,甚至成為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的最大黨,但其全國支持度卻從2017年的12.6%下降到10.3%。
當時魏德爾就提出“德國媒體對另類選擇黨存在偏見”,時任黨主席的默滕(Jörg Meuthen)則表示“黨應該致力向中間派發出強烈信號”。2022年默滕辭職後,魏爾德就與同為溫和派的克魯帕拉(Tino Chrupalla)共同擔任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領導人。
當然,因為這個黨並沒有經歷類似勒龐推動的“去妖魔化”過程,整體上還是一個囊括保守派、右翼、極右和不明確立場的“大拼盤”,所以不時發生“互相打臉”的內部矛盾。
例如,魏德爾的顧問哈特維格(Roland Hartwig)就被曝光在2023年11月參加一場極右集會,會上討論了驅逐德國數百萬移民的計劃,實施對象包括已取得德國公民身份者。這一消息引爆全國示威,數十萬德國人為此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取締德國另類選擇黨。於是魏德爾迅速解除哈特維格的顧問職務。
當然,魏德爾本人也不是毫無激進面,例如她至今仍然主張德國應該退出歐元區,同時又稱如果自己擔任總理,可能就“德國脫歐”舉行公投;此外,在移民議題上,魏德爾雖不像黨內部分激進派系主張的“遣返所有移民、包括取得公民身份者”,卻也像執政前的梅洛尼一樣,稱移民潮背後隱藏著對歐洲白人進行“種族取代”的邪惡陰謀。
不過整體而言,與黨內那些否認大屠殺、同情納粹者相比,魏德爾已經算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得體門面”,正如她屢屢在受訪中糾正的,“我們不是極右,我們是自由保守派。”
“極右崛起”的虛實與時代意義
勒龐、梅洛尼與魏德爾的案例,其實都體現了歐洲“極右崛起”的覆雜性。
首先是“極右”標簽的虛與實。
三人雖都出身“極右”政黨,卻也都展現了對於“極右”的持續疏離,甚至正以行動推翻“極右”標簽本身,包括勒龐的“去妖魔化”策略、梅洛尼執政後轉向右翼,以及魏德爾與“極右”夥伴進行切割。這背後當然是擴大選票的現實考量,且這些出身“極右”的政治精英看似挑戰政治正確,其實同樣懂得適時配合政治正確;尤其是勒龐與梅洛尼,兩人在俄烏戰爭前後的對俄立場變化堪稱經典。
勒龐在戰前毫不掩飾自己的親俄色彩,包括在克里米亞危機後公開表示“烏克蘭已經被美國征服”,同時激烈批評北約政策、東歐的反俄情緒,以及歐美國家不斷威脅制裁俄羅斯的惡意。但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勒龐隨即批評俄羅斯,並且主張收容烏克蘭難民。
梅洛尼的轉變則更有政策意義。俄烏戰爭爆發前,梅洛尼長期主張修覆歐俄關系,包括解除克里米亞危機後的對俄制裁,並稱讚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捍衛了歐洲價值與基督教認同”。但2022年戰爭爆發後,梅洛尼先是跟著譴責俄羅斯,又在執政後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軍援,並稱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四地“公投入俄”“毫無法律與政治價值”,同時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
再來是“崛起”敘事本身的虛與實。
無可否認,極右政黨近年在歐洲的選舉表現確實不錯,但選舉成績不等於政治權力,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就是典型案例:極右政黨即便席次上升,也在左翼與中左翼、中右翼合作下,被排除在選後的權力核心外。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會面 路透社
例如任命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時,高層職位幾乎都由出身歐洲人民黨(EPP)、歐洲社會黨(PES)、歐洲自由民主黨聯盟黨(ALDE)的非極右候選人擔任;27名委員中只有一名屬於極右翼,那就是歐洲保守與改革黨的拉斐爾·菲托(Raffaele Fitto),來自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
梅洛尼本人的實際收獲更是差強人意,即便這次意大利兄弟黨成績不錯,梅洛尼還是被排除在歐盟幾個高級職位外:歐盟委員會主席、歐盟高峰會主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法德。盡管國民聯盟在6月大選的第一輪表現亮眼,卻還是在第二輪滑落至第三,關鍵原因就是左翼、中左翼政黨為了不使國民聯盟得利,決定在許多選區進行合作以避免分散選票。
同理,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民調確實上升,但各方分析普遍認為,另類選擇黨能在未來參與聯合執政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該黨不像國民陣線經歷過“去妖魔化”進程,始終無法擺脫同情納粹的陰影,這在當今德國政壇仍是禁忌。且魏爾德的立場與已經“相對進入主流”的勒龐、梅洛尼相比,其實還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在爭取選票上恐怕有其極限。
不過,即便“極右崛起”的虛實有其覆雜性,這個現象所承載的時代意義還是不容忽視。以德國為例,另類選擇黨之所以能在東部崛起,與兩德統一後的發展不均有關。隨著年輕人和高素質人才向西遷移,東部人口大量外流,經濟發展也普遍落後西部,這種環境催生“被剝奪”的怒氣,也為反移民敘事提供彈藥火力,德國另類選擇黨正是把握了這種時代機遇,所以能在東部站穩腳跟。
而德國並不是孤例。基本上經歷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沖擊,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持續崩解,“阿拉伯之春”引爆的難民危機更是加劇原有矛盾。但作為歐洲執政主流的中左翼、中右翼精英沒能回應民眾需求,既無法顯著改善生活成本危機,也沒能調和社會分化與族群矛盾,最後只能訴諸道德、歐洲價值等虛無話語,結果就是距離民眾愈發遙遠,並讓右翼、甚至極右越來越有市場。
歸根結底,勒龐、梅洛尼、魏德爾的崛起,就是歐洲之變的時代縮影。在這三位“鐵娘子”身上,極右實踐不只是排外怒吼或保守回歸,更是對於全球化失衡的激烈抗爭,以及對於民眾焦慮的深刻洞察,即便民族主義與反建制的烈焰炙熱,但也不能脫離實用主義的冷峻計算。而這正是歐洲“極右崛起”的真實本色。
.劉燕婷
中東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