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网 特稿评论 核戰還是歐洲統一,中國能做什麽?

核戰還是歐洲統一,中國能做什麽?


向烏克蘭派兵,還是鼓勵烏克蘭使用西方武器攻擊俄羅斯本土?正在瑞士召開的“烏克蘭和平峰會”上,歐洲大國正在就此展開激烈討論。

無論如何,現階段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對峙仍將繼續,因此任何朝新歐洲安全架構發展的嘗試即便算不上完全荒謬,也可以說是為時尚早。歐洲安全的當務之急已從推動一個包容、全面的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轉向避免俄羅斯與北約(NATO)的直接軍事對抗,以及防止軍事敵對行動升級為核戰爭。

不管這場危機的結果如何,都將對未來幾年歐洲-大西洋地區是否出現新的安全安排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安全安排應該綜合考慮主要參與者在歐洲內部和全球層面的影響力,並反映出其在力量平衡上的新變化。正如一些俄羅斯專家所言,微調這種平衡可能需要長達十年的時間。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那麽歐洲將可能長期處於戰略困境。

中國人為什麽要關心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

北京並沒有直接卷入歐洲中部的軍事對峙,也沒有在俄烏對峙中站任何一方。中國領導層對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中國南海等離其邊境更近區域的安全嚴重關切。與遙遠的歐洲相比,中國的戰略規劃者自然更優先考慮這些問題。然而,歐洲離中國並不遙遠,這片遙遠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都會對中國的利益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中國的主要經濟夥伴。在莫斯科,他們現在為俄中貿易的快速增長感到自豪,2023 年俄中貿易額達到驚人的 2400 億美元,2024 年還將繼續增長。與此同時,人們不應忘記,北京也是基輔的主要貿易夥伴,烏中貿易額超過了烏克蘭與任何西方夥伴的貿易額。中國企業在烏克蘭投入了大量長期戰略投資,包括運輸、物流、農業、房地產等。無休止的沖突會危及中國與烏克蘭的貿易,使中國在烏克蘭的資產貶值,這絕對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其次,更重要的是,歐洲持續的軍事對抗會給中國與歐洲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帶來壓力。習近平主席最近對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的訪問表明,歐洲人希望中國在解決沖突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當然,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究竟應不應該采取,或采取哪些行動來協助早日結束軍事敵對行動還沒有達成共識,但對中國的角色期望很高。

盡管中國與歐盟的關系日益覆雜有多重原因,如歐元區內部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布魯塞爾的保護主義情緒、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等,但俄烏沖突仍是布魯塞爾與北京未來關系覆雜化的主要因素。

中國的烏克蘭和平計劃,有望在解決俄烏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歐洲危機對全球安全和戰略穩定有著明顯的不利影響。它已經導致美俄核軍備控制的崩潰,並使防擴散機制變得更加覆雜。北約已公開宣布其全球野心,其成員國正在迅速增加軍事預算。

美國正計劃擴容澳英美“奧庫斯”,提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向更深層次發展。全球武器貿易蓬勃發展,大量先進而強大的武器落入活動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不負責任的極端分子手中。在此,俄烏沖突並不是造成這種不利發展的唯一原因,但歐洲沖突無疑是加速這些危險趨勢的催化劑之一,而這些趨勢正直接影響著中國。

因此,中國無法對歐洲局勢袖手旁觀。中國提出了烏克蘭和平計劃,又稱“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其中提出了12條建議。這12 點建議並不是最終解決方案的詳細路線圖,而是解決方案應依據的一系列原則。這套原則包括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止敵對行動、恢覆和平談判、解決人道主義危機、保護平民和戰俘、確保核電站安全、降低戰略風險、促進沖突後重建等。

中國的建議強調了國際法的重要性,反對單邊制裁,維護穩定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支持沖突後重建的努力。該計劃旨在消除沖突根源,促進對話,努力和平解決烏克蘭問題。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最近的會晤為沖突的解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中方提出,支持適時召開俄烏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公平討論所有方案的國際和會,推動早日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願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普京總統也明確回應,歡迎中方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繼續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俄方致力於通過政治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願意展現誠意,並就此同中方繼續保持密切溝通。

如今,直接著手實施該計劃的時機還有待成熟,雙方要管理好各自對沖突結束方式的期望,以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協,仍然太難。但我們仍希望中國的計劃能夠得到認真考慮。屆時,中國可以在計劃的實施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中國可以參與俄羅斯和烏克蘭軍隊接觸線沿線的停火監督。

俄羅斯:期待歐洲的政治變革

目前,一些俄羅斯官員和有影響力的分析人士就新歐洲秩序公開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盡管這些看法存在明顯的不確定性,且以最初步、最籠統的方式呈現,但參考他們的觀點仍有意義。在2022年至2023年期間,人們可以關注到圍繞這個重要主題的活躍討論,但有時這些討論會變得非常情緒化且帶有政治色彩。

盡管有些地方仍不明確,但對於任何公正的觀察者來說,歐洲發展的一些長期趨勢都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跨大西洋關系的框架內,美國越來越強大,而歐洲卻越來越弱小。北約相對實力增強,而歐盟則擱置了其“戰略自主”的雄心。在歐盟內部,“新歐洲”和“舊歐洲”之間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於前者的方向轉變。

可以說,2023年3月發布的新《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Russi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是當代處理新歐洲安全議程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新《構想》的初稿早在2021年就準備就緒。但由於在烏克蘭發動了特別軍事行動,以及隨後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急劇惡化,俄方不得不對文件進行了重大修改,並進行額外的部門間磋商,使其發布時間至少推遲了一年。

《構想》反映了俄方國家領導層中各團體立場的共識,因此俄羅斯官員非常重視,也經常提及。上一版《構想》於2016年11月底通過,這表明這類文件應該具有相對較長的保質期。如果國家政治體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新《構想》很可能會為俄羅斯領導層服務到21世紀20年代末期。

新《構想》對西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直接指責西方“對俄羅斯奉行侵略政策,威脅俄羅斯聯邦的安全和主權,獲得單方面的經濟利益,破壞俄羅斯政治穩定,侵蝕傳統的俄羅斯精神和道德價值觀,為俄羅斯與其他國家合作設置障礙”。所以西方與莫斯科關系淪落到如此糟糕的狀況,西方要負全部責任。因此西方有責任改變這種狀況,摒棄“包括幹涉俄羅斯內政在內的反俄路線”,轉向“與俄羅斯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長期政策”。在此之前,將不會有“歐洲共同安全架構”,歐洲將繼續分裂,直至被東西方完全撕裂。

然而,在《構想》這些生硬的言辭之外,我們還發現一些暗示,表明了其更細致入微和有分寸的立場。例如,歐洲大陸與美國及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是分開論述的。後者通常被認為是俄羅斯與西方持續對抗的主要根源,而前者則被指責為沒有能力或不願意抵御美國的壓力、反對美國霸權。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今年3月4日世界青年節的會議上發言:”如果對話是在平等的條件下認真進行的,我們始終持開放態度”。

正如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所言,球仍在歐洲球場上:“我們從未拒絕與歐洲夥伴進行平等對話,也從未拒絕尋找解決安全問題的方法。我們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歐洲的政治力量能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導向,而不是渴望討好大洋彼岸的某個人。到那時,就會有人坐下來和我們談談了”。

換言之,俄羅斯領導層期待歐洲即將到來的政治變革,這能讓主要的歐洲國家以更開放的姿態與莫斯科進行對話,也有利於談判取得更多成果。

引發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日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公眾對俄烏沖突態度的轉變、新的移民危機、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新共和黨政府入主白宮,或者是歐洲內部或周邊國際體系中出現的其他社會、政治和經濟“黑天鵝”事件。

在莫斯科看來,未來歐洲能否實現“戰略自治”往往被視為最重要的獨立變量之一,因為這不僅決定著歐洲安全架構的未來,也決定著整個新興世界秩序的未來。如果目前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團結僅僅是出於短期的、策略上的考慮,並最終曇花一現,那麽世界將迅速轉向一個新的多極體系,美國和歐盟將構成兩個不同的權力中心。

然而,如果目前西方團結是長期的、戰略性的,遠遠超出了歐洲某個特定危機的範圍,那麽“成熟的多極化”(Mature multipolarity)只能被迫擱置,國際體系很可能圍繞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沖突而形成。2023年初,北約和歐盟最新簽署的合作宣言指向了第二個方向,但宣言中表達的意圖將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烏克蘭之外的具體行動仍有待觀察。

令人不安的歐洲安全困境新討論

同樣,克里姆林宮對歐洲和跨大西洋機構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對北約、歐盟(EU)和歐洲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urope),俄羅斯持明確的否定態度,而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俄羅斯總體上持肯定態度,但也有一些保留意見。

比如,歐安組織的主席國波蘭曾拒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參加2022年12月歐安組織的部長級會議。因此,在整個2022年至2023年期間,許多分析人士預測,俄羅斯將很快終止其在歐安組織的成員國資格。莫斯科對歐安組織的未來仍持懷疑態度,對其在重建歐洲安全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未抱太高期待。

自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俄羅斯對西方的要求並沒有太大變化,這點在官方敘述中顯而易見。2022年12月,謝爾蓋·拉夫羅夫提醒他的西方同行,要恢覆與俄羅斯之間有意義的對話,唯一途徑是采納莫斯科在2021年底公布的提案。2021年12月俄羅斯公布了俄羅斯與美國關於安全保障的條約草案,以及俄羅斯與北約關於安全保障的協議草案。

協議草案要求,徹底推翻自1997年以來,華盛頓及其歐洲盟國作出的重大安全決定。比如,北約在前華約成員國和前蘇聯共和國部署的軍事基礎設施,應該被全部撤銷;北約必須為不再東擴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顯然,即使俄羅斯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美國或其歐洲盟國也不可能接受這些條件。相反,當前的危機引發了北約的再次東擴,其東部盟國的軍事基礎設施和防御能力得到加強。俄羅斯和西方對歐洲未來的發展願景存在較大分歧,因此雙方無法合作建立一個共同的歐洲或歐洲大西洋安全空間。

盡管烏克蘭仍是東西方分歧的核心,但這些分歧並不局限於烏克蘭。謝爾蓋·拉夫羅夫部長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指出,“如果在某些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建設中,俄羅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們就不會參與其中”。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心正在向東方和南方移動,而西方很快就不是莫斯科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了。

許多有影響力的俄羅斯分析人士認為,在當前充滿挑戰的情況下,歐洲安全的最佳方案是回到“冷戰體系”,盡管許多實際安排可能不盡相同。事實上,盡管冷戰體系存在種種缺點和不足,但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它曾在一定程度上為東西歐提供了明確性、可預測性甚至是信任,而如今迅速瓦解的歐洲安全空間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但是,在烏克蘭危機結束後,經過適當調整的“冷戰模式”是否能為歐洲服務仍是未知數。

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戰略環境,俄羅斯一直在增強其在歐洲戰場的軍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對軍區進行了重組,組建了新的軍隊,並在總體上擴大了武裝部隊的規模。國家戰略力量的進一步現代化受到了更多重視。此外,俄羅斯還宣布決定在白俄羅斯境內部署戰術核武器,並與白俄達成了核共享協議。盡管這些措施意義重大,但它並沒有將東西方沖突帶回到五六十年前的狀態。

NATO決定在2024年舉行“堅定捍衛者”軍事演習。圖為2023年演習中的英軍士兵。圖| PAP, Andrew Matthews

北約已決定在其東翼增加軍事存在,但這一增加相當有限。原來輪換駐紮的4個營,現在增加到8個營,甚至8個旅,但這不太可能改變歐洲的安全態勢。然而,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中歐國家,希望自己加強國防力量的同時,北約還能在其境內部署更多部隊,甚至是核武器。如果這些願望變成現實,那調整歐洲大陸軍事平衡的任務可能會變得更加覆雜。

無論俄烏沖突如何收場,也無論未來幾年北約在其東翼會采取何種措施,中東歐地區前沿部署的武裝力量會更加密集,本就相當擁擠的海域和空域中的軍事活動會更加頻繁,這將會給歐洲安全格局帶來新挑戰。

還應提及的是,雙方在鄰近地區的軍事演習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規模也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一趨勢無疑將增大發生事故和軍事事件的風險,其中包含了意外升級的多重風險,甚至可能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歐戰,甚至是核戰爭。

北約最近決定在2024年舉行“堅定捍衛者”軍事演習,就是這一趨勢的生動例證。這次演習很可能成為冷戰結束後最大規模的演習,屆時將有4萬多名官兵以及50多艘軍艦參加。不難預料,北約的這一舉動將促使俄羅斯在與北約部隊的接觸線沿線實施大規模演習計劃。

在關於歐洲安全困境的新討論中,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俄羅斯可能會在當前沖突的某個階段使用戰術核武器,而且這一觀點在俄羅斯專家群體中的接受度正在不斷提高。

俄羅斯與西方的“新共存模式”

然而,與冷戰時期的情況一樣,當代歐洲的分裂並不意味著東西方之間、俄羅斯與北約之間或者俄羅斯與歐盟之間沒有共同或重疊的利益。最明顯的利益交匯點在於降低無節制升級的風險以及持續政治、軍事對抗帶來的成本。換句話說,雙方都需要危機穩定機制和軍備競賽穩定機制,尤其是如果不能排除未來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發生危機或激烈軍備競賽的可能性,就更需要這樣的機制。

《構想》隱含地支持這一觀點,主張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建立“新共存模式”,並指出“與歐洲國家形成‘新共存模式’的客觀前提是地理的鄰近,以及歐亞大陸歐洲部分的人民和國家在歷史上形成的深厚的文化、人道主義和文化紐帶”。

未來“共存”的概念在《構想》中沒有詳細闡述,人們只能猜測它可能意味著什麽,以及它在實踐中將意味著什麽。無論如何,它與蘇聯時期“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和平共處”的概念相呼應。盡管今天的俄羅斯已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但“共存”一詞的再次出現意味著東西方之間在觀念、敘事、利益,尤其是價值觀方面仍然存在深刻差距,而且這種差距還將長期存在。

我們應該記住,“俄羅斯的價值觀”不同於西方價值觀的概念仍然缺乏具體細節,也存在多種解釋。例如,1993年生效的俄羅斯聯邦憲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主要國家的基本法為藍本,這些國家的基本法非常強調代議制民主、制衡、個人人權等。就社會結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而言,今天的俄羅斯比全球南方的國家更接近其西方鄰國。

俄羅斯將自己定義為“文明型國家”,但這一概念仍然非常籠統,它還需要大量的概念闡釋,來避免完全通過俄羅斯在政治上反對西方,尤其是反對歐洲來定義俄羅斯。在當前階段,很難預測所謂的東西方價值觀差異是主要停留在口頭上,還是會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俄羅斯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機制和社會趨勢。

拋開這一基本問題不談,為縮小俄羅斯與西方在安全領域的具體差距,雙方應首先恢覆現已中斷或凍結的溝通渠道。除了結束正在進行的“外交戰”,將雙方使館恢覆到正常運作模式外,最重要的是讓雙方重新進行多樣化的軍事接觸,不僅包括最高級別的接觸,還包括恢覆一系列溝通協調機制。

值得提醒的是,2014年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RC)在軍事行動層面的合作就停止了。當時北約得出的結論是,繼續保持軍事合作將表明西方願意繼續“一切照舊”,並事實上接受克里米亞半島法律地位的改變。這一決定在俄羅斯受到批評,理由是溝通不應被視為一方給予另一方的恩惠,也不應因一方的不滿或失望而收回。

一旦恢覆溝通,雙方就可以著手采取各種措施,建立信任關系,使各自的軍事活動、計劃和防御態勢更具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也許,在俄羅斯和西方國家都展示出政治意願的情況下,《維也納文件》或《開放天空條約》等經過檢驗、但目前處於休眠或凍結狀態的多邊機制,可以通過修訂和現代化的方式重新啟動。

《合作空域倡議》(Cooperative Airspace Initiative,CAI)作為一個鮮為人知但卻相當重要的多邊成就,也非常值得關注。2002年,為應對911恐怖襲擊《合作空域倡議》由北約-俄羅斯工作組設立。該協議旨在提高透明度,提前通知飛機通信喪失等可疑的空中活動,快速協調並聯合應對歐洲空域中的安全事件。同樣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俄羅斯與北約就波羅的海軍事飛行期間使用應答機達成的協議,該協議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支持的項目組談判達成。

然而,即使是恢覆最基礎和最技術性的多邊協議,都是極其困難的,至少在近期內都是如此。可以說,現在任何基於歐洲多方共識的多邊安排都是不現實的。例如,歐安組織(OSCE)的57個成員國,橫跨三大洲,總人口超過十億。北約聯盟也是一個由不同國家組成的集團,理論上每個成員國都可能阻止北約與俄羅斯達成任何協議,哪怕是技術性協議。

我們也不應忘記,在歐洲和其他地區,有許多建立多邊信任措施(Multilateral CSBM)的成功案例,但這種形式也有很多失敗的情況。例如,長期以來,俄羅斯和北約在軍事演習觀察員問題上爭議不斷,尤其是圍繞突擊演習的觀察員,雙方未能達成妥協方案,部分原因是俄羅斯-北約理事會的軍事行動交流已經終止。雖然雙方回到談判桌上,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重視,但在更具挑戰性的地緣戰略環境中,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更加困難。

同時,還有美蘇之間的一系列雙邊協議,這些協議可以作為構建更宏偉目標的基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美蘇《關於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INCSEA)。俄羅斯與英法德、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荷蘭、加拿大、葡萄牙、希臘、土耳其等北約成員國之間也有類似協議(ICSEA)。

但遺憾的是,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以及黑海附近的大多數國家之間並沒有這樣的協議。在許多情況下,《關於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已經被證明有效,將其進一步擴展到其他北約成員國是非常有意義的。

另一個有趣的先例是1989年美蘇《防止危險軍事行動協議》(DMA),該協定要求軍隊在邊境地區謹慎行事。2015年秋季,美俄在敘利亞啟動了沖突降級機制,這一成功經驗對於現在和將來都有特殊價值。因為它在政治緊張的情況下,提供了低調專業的軍事接觸。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類似的低調安排,應用在世界上其他局勢緊張的地區,當然這也適用於歐洲。

美蘇曾經達成的大多數協定要進行現代化改造。一位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地區的戰爭前線操作無人機,攝於2023年3月。圖:紐約時報 TYLER HICKS

不用說,美蘇之前達成的大多數建立信任的措施都需要現代化改造。即使有政治意願和專業承諾,這也並非易事。例如,《關於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本來是為了防止有人駕駛的飛機相撞。然而,現在在沖突地區,充斥著大量無人駕駛飛行器(UAV)。在1972年或1989年,沒有人能夠預見到無人機的出現。兩架無人機的操作員可能位於世界上最遙遠的兩個角落,他們之間如何有效溝通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雙邊協議比類似的多邊協議更容易達成,但前者也有其局限性。特別是,未來的任何協議都應考慮到,西方越來越依賴多邊力量而非單個聯盟成員的力量。這種防務的“多邊化”也必然導致未來建立信任措施的“多邊化”。

同樣,隨著俄白安全一體化進程加快,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也越來越有必要在與北約的接觸線沿線建立各種具體的信任措施。盡管對於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來說,通過更具包容性的歐安組織(OSCE)機制來工作在政治上更為容易。但在某些情況下,只能通過北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來進行多邊互動。

中國可在歐洲事務中扮演更積極角色

在當前形勢下,俄羅斯與北約各成員國之間建立有法律約束性的雙邊信任措施,幾乎和俄羅斯與整個北約之間達成類似的多邊協議一樣困難。同時,由於缺乏信任,任何非正式安排都可能受到雙方的批評和反對。實際上,在與西方的總體關系中,俄羅斯尤其強調法律的約束力,認為美國及其盟國多次違反之前達成的非正式協議和承諾。

這種困境可能會使建立信任措施與歐洲軍備控制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覆雜。人們可能會傾向於認為,要先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新的歐洲軍控機制,從而逐步建立對立雙方間的可預測性和信任。然而,一些專家對這種邏輯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軍控通常伴隨著侵入式核查機制,而建立信任措施卻不是如此。倘若如他們所言,建立新信任措施和新軍控機制應當徐徐圖之、一齊推進,而非依次遞進。

在更遠的未來,即使各方無法就歐洲安全架構在理論上達成一致,但新歐洲安全架構仍然可以包含類似《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CFE)的內容。《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在全歐洲都具有法律約束力,並且可以限制在歐洲大陸特定地區部署特定類型的武器。

如今,人們經常提到,1990年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有許多不完美之處,甚至存在缺陷。當然,在蘇聯解體後,最初的條約很快就過時了。但不可否認的是,1990年後,歐洲所有參與國的軍事武庫和部署部隊都大幅削減;監督這一進程的大部分功勞應歸功於歐安組織,而不是任何俄羅斯與北約的雙邊協商機制。俄羅斯領導層充分認識到,《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的缺失在歐洲安全議程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這遲早要由新的法律安排來填補。

當然,任何新的安排都應與三十三年前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大不相同。即使是1999年在伊斯坦布爾歐安組織峰會上批準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修改協議》也顯得不合時宜。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首腦會議期間,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簽署了《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2007年,俄羅斯就停止參與《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了,這遠遠早於2022年爆發的烏克蘭沖突,也早於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和2018年的南高加索危機。這意味著,即使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俄羅斯也不太可能會加入1990年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或1999年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修改協議》。可以想象,俄羅斯可能會奉行“防務孤立主義”政策,拒絕對其駐歐部隊進行任何嚴格的限制。

同樣,必須向中歐和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提供一套新的激勵措施。不難預料,在俄烏沖突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波蘭、羅馬尼亞和立陶宛可能很難信任俄羅斯。因此,在接觸線沿線與俄羅斯達成軍控協議將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最後,應設法將巡航導彈或無人機等新型武器和顛覆性技術納入考慮,並反應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環境。比如使中國在歐洲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最初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與未來任何歐洲常規武器控制協議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在於:1990年時,東西歐之間仍存在大致的均勢。而今天,這種均勢已不覆存在,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太可能重新出現。

1990年,北約有16個成員國,而到了2023年夏天,這一數字增長到了31。瑞典最終加入北約後,其成員國將增加到32個。這種不對稱性如何納入新協議?如何為每個參與國定義“合理充足”的軍事力量水平?如果可以的話,如何應對雙方部隊機動性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強?

備選方案之一是,新協議不必過分關注特定類型武器數量的上限,而是更多地關注參與國武裝部隊的最大透明度,包括部隊和武器部署、軍事演習、現代化計劃、國防理論等。在這種情況下,基於單邊、雙邊、小多邊和多邊等一系列覆雜安排,建立信任措施與軍備控制之間的界限將逐漸模糊,兩者將融合成一個更全面、更豐富的軍備管理模式。

在歐洲安全中,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之間界限的模糊,也可能成為未來歐洲安全安排覆雜化的因素之一。歐洲傳統的軍控方法明確區分了常規威懾與核威懾。但美國提出了“綜合威懾”的新概念,這通常被解讀為結合常規武器與核武器的長期承諾,並特別強調了高超音速導彈、太空和網絡空間工具等尖端非核能力,以幫助美國在所有領域保持優勢。

核戰,還是統一歐洲?

然而,俄羅斯可能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如果莫斯科認為自己無法在歐洲維持強有力的常規威懾,那它可能會更加依賴戰術核武器,從而模糊核威懾與常規威懾之間的界限。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那歐洲傳統軍控方法的有效性將受到質疑。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議會發表國情咨文時宣布,俄方將暫停履行與美國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The New START Agreement)。他提到,恢覆美俄戰略軍控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將“北約聯合打擊潛力”即英法的核能力納入考量。鑒於英美法長期反對這一想法,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俄羅斯和美國不可能於近期全面恢覆戰略對話。另一方面,美國也越來越擔憂中國日益增強的核能力;但任何試圖將中國納入美俄戰略軍控等式的嘗試都將極大覆雜化美俄對話。

至少還有另外兩個與歐洲直接相關的覆雜因素。首先,美國要堅持解決俄羅斯在其領土的歐洲部分部署戰術核武器的問題。可以預測的是,從現在起美國還將提出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部署核武器的問題。其次,俄方將繼續推動解決美國在羅馬尼亞和波蘭部署導彈防御系統(MBD)的問題,這可能會對歐洲穩定和美俄戰略平衡產生覆雜影響。

美軍部署在波蘭的導彈防御系統、正在建設的裝備和彈藥庫等,都是美國增強在波蘭軍事存在的例子。圖|波蘭國防部網站

盡管存在諸多障礙和覆雜因素,美俄雙方仍有可能采取相互協調的單邊行動,以避免核軍備競賽走向失控。在歐洲,這可能意味著,美俄可能會尊重1987年美蘇《中導條約》(US-Soviet INF Agreement)設定的限制。盡管美國的退出已導致該協議失效。據俄羅斯官員稱,早在2019年俄方就宣布,俄羅斯是否繼續暫停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將取決於美國的對等行動。盡管拜登政府曾表示有興趣在2021年美俄戰略穩定磋商框架內討論這一問題,但自2022年2月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這些磋商就被擱置了。

可能對歐洲安全局勢產生不利影響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前途未卜。美國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並遵守其規定,但從未批準該條約,這也是該條約未能生效的原因之一。俄羅斯確實簽署並批準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近日俄方表示可能撤回批準作為對美國行為的回應。即使美俄在遠離歐洲大陸的地方恢覆其核試驗,也會對歐洲的安全格局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此外,還需要一套單獨的安排來管理歐洲最不穩定且局勢緊張的次區域安全問題。特別是黑海、波羅的海和北極地區。這些次區域各具特色,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來應對。並非所有歐洲次區域的安全問題都要通過俄西對抗的視角來看待。比如,西巴爾幹地區或南高加索地區的安全挑戰有著深厚的本土根源,即使歐洲安全議程的東西方維度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緩和或解決,這些挑戰也可能繼續存在。

另一個需要應對的挑戰是歐洲日益增長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包括氣候變化、非法移民、國際恐怖主義、網絡犯罪等多個維度。在這些領域的合作可能會以自下而上的模式開展,即從最基本的信息交換,逐漸發展到更高級的聯合項目。

同樣,這一進程可以先在非官方層面開展,然後逐步過渡到半官方,最終達到官方層面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傳統安全問題爭議性較小,政治敏感度低;如果確實如此,它們可能會成為東西歐安全對話的新起點。

歐洲能否再次統一?這還有待觀察,但近期肯定不會。俄羅斯和西方可能還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克服當前沖突帶來的影響,並重啟四十年前他們共同發起的進程。

需注意的是,即使在十年或二十年後,雙方的立場可能也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四十年前,雙方雖然都對彼此持懷疑態度,但仍懷有統一歐洲的浪漫願景。而多年後,建立“歐洲共同安全空間”的失敗嘗試,只能讓人對歐洲能否統一徒增疑慮了。

我們可以想象,歐洲大部分新的長期安全安排將成為歐亞安全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該體系最終將擴大到歐亞大陸的歐洲半島。此前各自獨立的歐洲和全球安全議程正在不斷融合。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領導人參加了最近的北約峰會,這表明北約正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全球性而非地區性的防務合作夥伴。

同時,俄羅斯和中國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進行聯合海軍演習,莫斯科加強了與北非國家的安全合作,這可能會對歐洲安全產生直接影響。

一個地區的安全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地區。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歐洲安全議程可能會受到東亞、中東和北非等其他地區安全風險的制約。即使實現這種“不可分割的安全”非常困難,但它仍然是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唯一途徑。

作者: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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