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的崛起讓美國感到緊張，儘管中國一再表示“不稱霸”，但對於美國來說，這樣的承諾並不可信，美國人堅信中國正變得具有軍事侵略性，畢竟他們自己就是這樣的。對於這樣一個“頑固”的對手，中國該如何解釋自己？
本文節選自新加坡學者型外交官馬凱碩著作《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
“當中國人聲稱中國將會和平崛起時，他們其實是在背信棄義和騙人。”
這是真的嗎？
國際社會鮮有像芮效儉大使那般的“中國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國，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在1991—1995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所以他對中美關係瞭如指掌。
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與奧巴馬總統一起召開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中國領導人其實就南海問題提出了一個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會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實中國在2002年同東盟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呼籲儘早完成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還表示，儘管中國在南沙群島的部分礁石和淺灘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作業，但並不打算在有爭議的南沙群島“搞軍事化”。
芮大使說，奧巴馬錯失了利用這個合理提議的機會。相反，美國海軍加強了巡邏力度。
簡言之，中國領導人沒有食言。實際上中方的提議是被美國海軍拒絕了。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一種不真實的情況是如何被消息靈通、深思熟慮的西方精英接受為事實的？
這並不容易回答。有關“中國的謊言”是如何產生並被廣泛接受的，在經過數十年的仔細觀察後，我得出結論，這是由一個獨特的生態系統製造出來的，世界上頂級的情報機構和主要媒體都在這個系統中。
這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生態系統，涉及“五眼聯盟”，該聯盟匯集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的情報機構。這五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彼此之間不僅有著高度的信任，也高度地共享情報，還時不時地與西方主要媒體分享信息。
西方主要媒體都很大膽，而且基本上獨立。政府無權干預它們的報導。事實上，這些媒體經常揭露不愉快的事實並與政府對抗。然而，這些媒體的一些報導必須依賴政府的消息源，包括“五眼聯盟”這類情報網絡，此為事實。
報導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可信的。例如，中國領導人的確承諾不會把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軍事化。中國軍隊隨後加強了在南沙群島的防禦性活動，這也是一個事實。未被報導的一個“事實”是，美國海軍挑起了中國的這種反應。 “五眼聯盟”情報機構並沒有同大眾分享這個事實，原因顯而易見。
一
回顧歷史，一直以來中國都不善於解釋或捍衛自己的觀點。中國很難找到一個好的發言人，能夠以幽默的方式和敏銳的洞察力去有效地解釋中國人的觀點。
然而，如果中國想說清自己本質上並非一個軍國主義大國，是有許多強有力的理由作為支撐的。比如，可以談談歷史事實。如果中華文明天生就是黷武的，那麼這種軍國主義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國領土的傾向，早就暴露了。
自秦朝統一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國大部分時期是亞歐大陸上最強大的文明。如果這個國家天生黷武，它就會像西方列強那樣去征服海外的領土。舉例來說，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驚訝於一個事實：澳大利亞在地理上離中國較近，實際上卻被遙遠得多的英國軍隊所佔領和征服。的確，1768年8月，詹姆斯·庫克從普利茅斯的船塢出發，航行直達澳大利亞的植物學灣至少需要90天；相反，如果他從中國出發，不到30天就能抵達。
中國人不願征服澳大利亞及其他海外領土，並非因為中國缺乏海軍。早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於16世紀開啟歐洲的殘酷殖民統治之前，中國人就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王賡武教授認為，漢族本質上是農耕民族。漢族人遍布中華大地上能找到優良農耕土壤的所有地區，一旦遇到貧瘠的草原或山區，他們就會折返。同樣，他們也不主張去海外。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自秦朝統一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國人並非軍國主義者或擴張主義者，哪怕他們打過許多仗——其中大多數發生在本土。
當把中國人的行為與他們的一些鄰居進行對比時，他們相對平和的性格就顯現出來了。在人類歷史上，一次強大而可怕的擴張是由北方的蒙古人進行的。在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的領導下，這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蒙古部落，吞下了幾乎整個亞洲，成為東亞地區唯一一支威脅、入侵歐洲的力量。然而，更強大的漢族政權卻從未效仿它去征服他國。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更尊敬學者而不是士兵，哪怕在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中也會讚揚一些軍人的愛國主義和忠誠。總體上，中國人對同時具備這兩種技能的人——文武雙全的人——更加尊敬，他們既是優秀的學者，也是優秀的軍人。相形之下，在美國文化中，人們對穿軍服的人懷著根深蒂固的尊敬。
這裡需要說清楚一個嚴酷的事實：近幾十年來，美國在面臨戰略挑戰時，第一選擇總是使用軍事手段。亨利·基辛格闡述道，中國人總是避免採用軍事手段：
中國在動盪時期奠定了（獨特的軍事理論的）基礎，當時，與敵國間的殘酷戰爭使中國人口大量減少。面對這種屠殺（並想從中獲勝），中國的思想家發展出一種戰略思想，即宣揚避免與敵軍直接發生衝突，而是通過心理優勢來取勝。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孫武說過：“兵者，詭道也……卑而驕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基辛格準確地提煉出孫武觀點中的精髓。
歷史上，中國的領土版圖不斷變化，在此期間，中國也學會了與許多曾經多次交戰的鄰國和平相處，包括緬甸、日本、朝鮮以及越南。
隨著中國變得越發強大，它將像所有大國一樣去展示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就如同拉丁美洲的鄰國必須調整和適應美國在19世紀晚期的爆發式發展一樣，中國的鄰國也得調整和適應中國的發展。但是，中國不會將訴諸武力作為實力的第一展現。因此，格雷厄姆·艾利森明智地提醒美國同胞，要當心，別認為中國人會變得更像他們：
美國人喜歡宣講中國人將“更像我們”。也許，他們應該對這一想法更加謹慎。在歷史上，新興霸權國家的表現如何？更具體地說，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當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美國進入他超級自信的“美國世紀”時，美國表現得如何呢？
……
在羅斯福抵達華盛頓後的十年裡，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將其驅逐出西半球，並奪取了波多黎各、關島及菲律賓群島；以戰爭威脅德國和英國——除非它們同意按照美國提出的條件解決爭端問題；支持哥倫比亞的反對軍發動一場起義，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巴拿馬，以修建一條運河；宣稱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主張在自己認為有必要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權進行干預，僅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任內的七年時間裡，這一權力就被行使了九次。中國自秦朝統一以來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清楚地表明，中國與美國從根本上就是不同的，中國不願意第一時間訴諸武力。
還有一點中國與美國有著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中國不認為自己肩負著弘揚中華文明並推動全人類效仿的普世使命。美國卻從根本上認為自己代表一種普世價值，並真誠地相信，如果其他人都吸收並踐行美國的價值觀，那麼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
中國人的想法則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和審美觀。我長期生活在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社會中，但我的中國朋友沒有一個想讓我變得同他們一樣，哪怕我會說流利的中文，也習慣了中國的習俗。
美國文化的這種“普世化”特徵也許可以解釋為何它會捲入如此多的軍事衝突之中。中國人對此備感困惑：如果不涉及本國利益，為何要捲入外國的軍事衝突呢？
更讓中國人感到困惑的是，美國放任自己捲入不必要的中東沖突，結果損害了其根本的國家利益。捲入衝突耗盡了資源，也剝奪了用同等資源來改善相對貧困的美國人生活水平的機會。美國每一次捲入不必要的中東沖突，都會削弱其部署反華資源的能力。
看到美國這些徒勞無益之舉，中國得出了一個明智的教訓：切勿捲入不必要的鬥爭。因此，中國40年來沒參與過一場大戰爭，30年來沒有發射過一顆越境子彈，這並非偶然。不訴諸武力既折射出一種強大的文明推動力，又反映出一種高度務實的權力觀。
二
40多年來，中國小心翼翼地避免訴諸武力，卻被美國人描繪成一個天生具備侵略性且奉行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國家，這讓中國人備感困惑。美國人堅信中國正變得具有軍事侵略性，因此，包括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在內的美國安全機構得出結論：中國現在已對美國構成了直接威脅。
2019年初，在華盛頓兩極分化嚴重的政治氛圍中，人們幾乎不可能就任何議題達成廣泛的政治共識。然而，在這種兩極分化嚴重的背景下，美國的政治、安全和學術機構——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卻達成了一個強烈的共識，即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激進的軍事競爭對手。在今天的華盛頓，要想證明中國沒有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幾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位客觀的歷史學家都將更清楚地看到這一現實。
顯而易見，當代中國軍事政策的重點是防禦——旨在保護中國領土和主權。中國在2019年7月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防禦性”國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這明顯地透露出這種防禦性思維。
陸克文對中國歷史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很好地闡述了中國在戰略思想中強調的防禦態勢。他寫道：
在中國的戰略記憶中，鄰國有著特殊的地位。在歷史上，它們一直是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通道，引發了接連不斷的外國侵略——英國、法國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然後是來自東方的日本的殘暴佔領。在中國傳統的戰略思想中，人們對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牢固地樹立起一種高度防禦性的觀點。
然而，中國史學也告訴我們，單純採取防禦性措施並不總是奏效。例如，中國的長城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它未能提供抵抗外敵入侵的安全保障。基於這些原因，現代中國戰略思想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方法。首先，通過政治和經濟外交，中國希望與所有鄰國建立起一種積極、包容以及盡可能友善的關係。陸克文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上海合作組織等為例，總結道：“中國戰略上的當務之急是鞏固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總體上，這意味著加強中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地位，從而鞏固其在周邊大陸的地位。
美國思想家的所謂“中國擴張主義”，更準確的表述是中國對通過“鞏固與鄰國的關係”來保護邊界的痴迷。這種痴迷，是由其漫長而痛苦的遭受侵略的歷史導致的。
此外，歷史上，中國雖然與日本、朝鮮、緬甸和越南有過多次戰爭，但在未來幾十年裡，爆發此類戰爭的可能性幾近於零。為什麼呢？因為幾千年來，這些國家一直與中國為鄰，對於如何與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它們早已培養出精細又微妙的直覺。中國的精英階層（不同於美國的精英）也深刻理解與鄰國的悠久歷史。因此，伴隨著各種複雜微妙的變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將會有很多往來反复，但不會爆發戰爭。
台灣是使中國捲入戰爭的一個特殊導火索。
雖然多數時候，中國領導人對很多事情會給出很大的政策靈活性，但他們無法屈服和妥協的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任何中國領導人，都不會在台灣問題上軟弱。
為什麼台灣對中國如此重要？原因很簡單。每一個中國人都知曉，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遭受了百年屈辱。如今，這百年屈辱的幾乎所有歷史痕跡都被抹去或解決了，包括香港和澳門問題。剩下的只有一個——台灣。
台灣一直是中國的領土，直至中國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後，它才被迫割讓給日本。中國對西方列強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數度失望。巴黎和會這段歷史教會中國人不要輕易相信西方國家的保證。
美國無法說它不了解台灣問題的重要性。顯然，在尼克松和基辛格開始與中國修好之際，這就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美國和中國達成了多項明確的諒解，其中最明確的一項就是台灣和大陸屬於同一個國家。
既然台灣和大陸都認為它們同屬一個國家，那麼任何美國人聲稱大陸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意味著中國是一個具有擴張主義、侵略性的國家，都是錯誤的。大陸希望與台灣實現統一，這是在恢復原狀，而不是在擴張。
美國必須問自己一個最基本的簡單問題：它是否認為自己應該受到與中國就台灣問題簽署的明確協議的法律約束？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法治國家，尊重並遵守簽署的明確條約和協議。然而在實踐中，美國已經摒棄了它簽署的條約和協議。只有一個原因導致如此：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可以摒棄任何法律協議或條約且無須承擔任何後果，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約束美國遵守法律。
從過去直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美國本能地選擇遵守國際協議。托馬斯·弗蘭克在《國家間合法性的力量》一書中記錄了這一點，他描述了美國海軍在1988年是如何避免干預一艘船隻的，哪怕它被發現載有非法核材料：
1988年初，美國國防部發現一艘前往伊朗的船隻正在駛近波斯灣，這艘船上裝載著中國製造的蠶式導彈。美國海軍認為，這些強有力的武器交付後，將大大增加美國艦隊及其護衛船隻的危險性。因此，國防部言之鑿鑿地主張美國政府批准攔截這些武器交付。
然而，美國國務院駁斥說，根據公認的戰爭和中立規則，在公海進行扣押將構成侵略性封鎖，相當於對伊朗採取了戰爭行為。美國如果實施海上封鎖，就將失去其作為中立國斡旋的地位。在這次事件中，運載導彈的船隻被允許通過。在爭取美國政策控制權的內部鬥爭中，對系統性規則的遵從壓倒了戰術優勢。“9·11”事件之後，美國的自我約束大都消失了。
顯然，在無視國際條約和協議的所有法律義務方面，特朗普政府做得最極端。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明確地表示：“對美國來說，承認國際法的有效性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哪怕這麼做短期內似乎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從長期看，那些信奉國際法的國家的目標就是要製約美國。”
博爾頓辭職之前，曾在特朗普政府內部牽頭無視或違反美國與中國就台灣問題在此前達成的協議。 2017年1月，博爾頓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在《上海公報》發表45年後，是時候重新審視‘一個中國’政策，並決定美國對它的理解了。”作為回應，2019年6月，在卡托研究所從事安全研究的高級研究員特德·蓋倫·卡彭特在《國家利益》雜誌中寫道：
在政府任職之前，他（博爾頓）推行了高度危險和具有挑釁性的政策。他敦促美國和台灣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甚至主張將駐沖繩美軍轉移至台灣。任何一項措施都將越過中國政府關切的紅線，並可能引發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以阻止台灣與大陸出現永久的政治分離。讓持此觀點的人物擔任關鍵的政策制定職位，並讓其坐在離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僅隔幾扇門的地方，這大大增加了美國進一步支持台灣的可能性，還會提升與中國爆發戰爭的風險。
許多美國人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對台灣負有責任，因為它是防止台灣遭到直接軍事侵略的主要擔保人。不過，如果美國的行動引發了中國的軍事回應，受害的將是台灣人民。維護台灣的最佳辦法是美國不要干涉台灣問題。美國還應有力地表明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這是美國總統小布什向當時希望“獨立”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發出的信息，強硬而又充滿著愛意。這種嚴厲而有愛的信息奏效了。
中國大陸方面會不會在沒有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單方面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對中國來說，有兩大製約因素：
其一，美國國會於1979年1月1日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明確指出：美國的政策是“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壓手段，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以及“美國將使台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
其二，允許一個社會和政治實驗室繼續存在，以顯示中國社會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如何運作，這實際上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也是中美利益的交匯點。
簡言之，如果中美兩國就台灣問題進行決策時，拿出政治智慧而非短期的博弈戰術，那麼雙方就可能一致同意台灣保留自治權。美國強烈反對“台灣獨立”將有助於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一旦局勢緩和了，中國領導人加快台灣與大陸統一的壓力也會隨之減輕。
近年來，中國歷屆政府不遺餘力地增加和推動大陸與台灣的接觸，這真是引人注目。如果美國人想理解中國大陸對台灣政策的開明程度，可以拿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進行比較。菲德爾·卡斯特羅在世時，沒有哪位美國總統有勇氣去見他。相形之下，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新加坡會見了馬英九。
美國盛行硬漢文化。受人尊敬的領導者是那些表現得強大且好戰的人。吉米·卡特和貝拉克·奧巴馬通常被視作軟弱的總統。然而，有時候，更溫和的做法也許會更有效地保護和促進美國的利益。在台灣問題上，一種更靈活的方式也許比約翰·博爾頓所倡導的方式對美國更有利。因此，美國國內應該就台灣問題達成更強的政治共識，以避免迫使中國大陸非常不情願地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
除了台灣問題，另一個導致中美軍事形勢緊張的是南海問題。 2018年，亨利·保爾森隨口提到“最近導致兩國海軍在海上險些相撞的分歧”。他的對華軍事建議是：“實施嚴格的交戰規則，以防止解放軍海軍艦長上個月在南海近乎撞船的事件再次發生。”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然而，我們確實知道，美國的海軍艦艇經常在距離中國海岸12海里處巡邏。但截至目前，中國的海軍艦艇尚未在距離加利福尼亞州或紐約海岸12海里處巡邏。根據國際法，美國海軍（以及其他國家海軍）在距離中國海岸以外12海裡航行完全是正當的。儘管這些巡邏本身不一定具有挑釁性，但執行它們的方式可能存在挑釁性。
美國以保護“公海航行自由”這一全球公共利益為由，為它在南海進行咄咄逼人的海軍巡邏辯護。諷刺的是，美國保護的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今天，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額超過了美國。銷往世界各地的中國產品遠比美國產品要多。
因此，中美在航行自由問題上發生衝突，任何一位深思熟慮、理性且明智的觀察家都會感到困惑。在全球99.99％的海域適用航行自由這一原則上，美國和中國有著完全共同的利益。
問題發生在佔全球海洋面積不到0.01％的地方。即使在南海，也沒有分歧，因為大多數海上通道是開放的國際水域，許多海軍艦艇可以順利無阻地通過。在南沙存在爭議的島礁中，中國祇控制了少數。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開始在各自控制島礁周圍填海造島時，中國決定效仿。然而，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只能在這些島礁周圍填造幾英畝的土地，中國卻可以憑藉巨大的資源填造出多達2000英畝的土地。
這些填海造地行動引發了一個問題，這些島礁周邊12海裡是它們的領海嗎？
接下來的問題是：解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有何最佳途徑？派遣美國海軍艦艇進入這些中國島礁海岸的12海里以內，證明它們是國際水域，是最佳方式嗎？或者，如果國際法明顯地支持美國，美國將中國告上國際法庭以證明自己是正確的，這是否更明智一些？
如果美國不派軍艦挑釁，中國可能不會軍事化它在南海的任何填造島礁。中國想為雙方找個台階，以緩和南海日益緊張的局勢。這是雙方緩解局面的良好機會，但美國錯失了這個機會。美國會繼續誤解中國的意圖嗎？
在未來的一二十年裡，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它不會是一個擴張主義者。中國自秦朝統一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孕育出一種戰略文化，告誡人們切忌窮兵黷武。因此，可能的情況是，當中國在世界上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力顯著增長時，它並不會表現得像一個咄咄逼人的、好戰的軍事大國。如果中美之間的真正競爭並非發生在軍事領域，那麼美國專注於增強其軍事能力是否明智？現在美國是否應該改變它對中國的戰略共識？
作者：馬凱碩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