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網 特稿评论 極右勢力崛起,歐洲何去何從?

極右勢力崛起,歐洲何去何從?

新冠疫情衝擊、俄烏衝突持續、經濟復甦乏力、能源問題緊迫、通貨膨脹高企、失業率一路飆升……多重危機籠罩歐洲之際,極右翼勢力正快速崛起。

9月25日的意大利舉行議會選舉中,兄弟黨領導的中右翼政黨聯盟遙遙領先。在此之前,右翼的瑞典民主黨在本月議會選舉後躍升為第二大黨。

此外,法國、德國、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極右翼政黨,近年來都呈現出快速崛起勢頭。不僅在歐洲,美國的極右力量也正在回潮,從政治光譜的邊緣位置向主流靠近。

可以說,整個西方世界都在面臨“向右轉”的挑戰,傳統的左翼政黨及其意識形態影響力正走向衰落。

為什麼中右翼政黨聯盟會在意大利選舉中獲勝?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選出自二戰墨索里尼倒台以來最右翼的政府,對歐洲來說意味著什麼,是否會導致歐盟分裂乃至解體?

一向以自由民主傳統深厚自居的歐洲為什麼會出現這股極右浪潮?這是一種暫時現象,還是會持續較長時間?這種態勢會對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影響?

記者注意到,來自意大利兄弟黨的梅洛尼及其右翼聯盟在對俄態度上存在明顯分歧。她上台後,這一執政聯盟的對俄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這對俄烏局勢,以及歐盟對俄政策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與此同時,梅洛尼在競選期間對“一帶一路”倡議和台灣問題發表過不少負面言論。她當政後,意大利的對華政策和中意關係有可能發生哪些轉變?

針對上述問題,記者28日特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進行深度解讀。

梅洛尼在其個人推特賬號上分享了9月22日集會圖片,梅洛尼和貝盧斯科尼(左起第二位)等人共同出席

觀察者網記者:近日舉行的意大利議會選舉中,中右翼政黨聯盟取得了勝利。意大利兄弟黨成為議會最大黨,其黨魁梅洛尼將出任意大利總理。為什麼中右翼政黨聯盟會在選舉中獲勝?

崔洪建: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這是近幾年來歐洲政治氣候變化的結果,是歐洲政治整體保守、加速右轉的表現。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黨發展迅速,有的不僅進入議會,還上台執政,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對於意大利來說,這也不是第一次出現帶有極右翼色彩的政黨進入政府,之前極右翼聯盟黨(前北方聯盟)和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曾聯合執政。只不過這一次中右翼政黨聯盟勝選的衝擊效應更大一些,因為如果以兄弟黨為首組成聯合政府的話,就如西方媒體所說,意大利將迎來二戰結束以來“最右翼的政府”。

其次,這一選舉結果是意大利技術官僚政府走到極限後的一種反彈。

2009年歐元區債務危機以來,意大利作為受影響的主要國家之一,政治動盪問題一直突出。為此,意大利找到了通過技術官僚型政府來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做主要是因為近年來意大利的政黨格局加速碎片化,傳統政黨江河日下,不具備少數政黨聯合執政的條件,而多黨聯盟又比較脆弱,很難形成組閣和執政共識。因此採取技術官僚執掌政府的辦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由於政黨分化嚴重、鬥爭激烈產生的政治危機。

但2021年上台的德拉吉政府將這種模式走到了極致。德拉吉本人作為技術官僚的聲望,在意大利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同時支持他的是一個多黨的跨黨派聯合。但最終德拉吉政府的垮台意味著,歐債危機以來意大利掌握的用技術官僚政府來應對政治變化的這條路,走到了死胡同。

技術官僚型政府不通過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意大利總統的一些權力運用,包括促成各黨派之間的交易達成的,所以它的合法性有限,也比較脆弱。而對於梅洛尼來說,她的右翼聯合政府是選舉產生,其合法性要比技術官僚型政府強。

另外,左翼的分裂和式微也給了右翼更多的機會。從意大利的這次選舉中我們能看到,右翼的三個主要政黨很快達成共識,結成聯盟,在選舉中拿到更多主動權。

當然,意大利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也給這些帶有極右翼色彩的政黨上台提供了條件,比如債務危機問題、財政困境,以及民眾對俄烏衝突背景下的能源問題、通貨膨脹等的強烈不滿。

所以,梅洛尼在選舉期間採取了簡單有效的策略,她更多地訴諸於民眾情緒,而不是訴諸於政策改進。她沒有多談如何具體解決意大利面臨的主要問題,尤其是經濟民生問題,而是更多地強調信心問題。梅洛尼把她的政府描繪為一個要“為全體意大利人服務”的政府,而且用一些比較典型的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口號去吸引選民,包括“意大利優先”等等。

訴諸情緒而非具體政策是目前極右翼在一些國家發展並上台執政的主要策略。這種方式對應的主要是民眾的情緒層面,試圖強化民眾對主流政黨的不滿並讓民眾寄希望於他們可能帶來的變化和新的選擇。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於當地時間2022年7月21日辭職 圖源:澎湃影像

記者:有人把意大利的這次大选和英國“脫歐”投票作比較,認為二者都對歐洲一體化造成巨大衝擊。您怎麼看這種對比?極右翼領導意大利,對歐洲來說意味著什麼,是否會導致歐盟分裂乃至解體?

崔洪建:這不是近年來意大利第一次對歐洲一體化提出挑戰,之前聯盟黨的領導人薩爾維尼和“五星運動”都有很多疑歐、反歐情緒。但是意大利和英國在與歐盟關係上有所不同,因此難以將意大利的疑歐傾向與英國“脫歐”相提並論。

這次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擔心,主要原因是兄弟黨的政策主張和梅洛尼本人的一些政策手段有反歐的傾向,而且目前意大利一些內部問題的解決又和歐盟密切相關。比如梅洛尼提出的反移民主張直接對歐盟框架內解決難民問題的綜合方案形成挑戰。歐盟更希望在難民問題的解決上集中權力而不是由成員國自行決定。

從另一方面來看,梅洛尼上台的確加劇了大家對意大利和歐盟關係的擔心、疑慮,但我認為這種程度還遠不如英國“脫歐”。畢竟英國“脫歐”是一個已經發生的既定事實,而意大利儘管存在疑歐傾向,但這種傾向並沒有因為梅洛尼上台就到了轉化為現實政策的程度。

梅洛尼也知道,意大利的民意可以把歐盟作為發洩不滿的對象,但一旦要解決意大利的一些實際問題,多數民意還是會認為歐盟仍是不可或缺的。儘管在移民、難民問題上,意大利和歐盟矛盾比較尖銳,但在經濟上,意大利現在對歐盟的單一市場和財政援助等有很大的依賴性。比如說,意大利從歐盟的複蘇基金中可獲得近2000億歐元撥款,現在歐盟在這個問題上也比較講究策略,一方面發出警告,讓意大利不要效仿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挑戰歐盟權威,同時也採取安撫措施。當地時間9月27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同意向意大利發放第二批210億歐元復蘇資金。這既是安撫也是在提醒意大利和梅洛尼:如果要應對目前的財政和經濟問題還需要歐盟的幫助。

此前梅洛尼所持的“反歐盟”、“反移民”等立場比較極端,但在選舉期間,她調整了對歐盟的政策,盡量顯得溫和。她這麼做是想吸引更多的選民,因為現在意大利並沒有形成一個真正反對甚至想要退出歐盟的絕對多數民意。梅洛尼在對歐盟政策上做了一些溫和化處理之後,就如她所說,她的主張是右翼,而不是極右翼。

記者:在俄烏議題上,梅洛尼多次高調聲援烏克蘭與北約,但是其右翼聯盟的盟友聯盟黨領導人馬泰奧·薩爾維尼,以及前總理貝盧斯科尼都與普京交好,近期也都發表過親俄言論。您認為,梅洛尼上台後,意大利這個執政聯盟的對俄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這對俄烏局勢,以及歐盟對俄政策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崔洪建:俄烏衝突和對俄政策正在成為意大利政黨之間新的分歧點。

意大利基本民意顯示,支持目前對俄政策的是大多數。而從梅洛尼選前的表態來看,她是想要把握住基本民意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她不會太特立獨行,而是要更貼近民意。

選前梅洛尼在俄烏問題上明確表達了支持北約、支持烏克蘭的立場。這和她的兩個執政夥伴——薩爾維尼和貝盧斯科尼——存在一定的分歧:貝盧斯科尼此前在言行上表現的和普京很接近,薩爾維尼被認為其政治資金中可能有來自俄羅斯的部分,換句話說就是他可能收了俄羅斯的錢。

這些分歧確實存在,但是對俄政策是否會成為新政府內部的一個主要分歧點,甚至導致政黨聯合不能繼續,我認為主要取決於以下兩點:

第一,梅洛尼如何平衡自己的表態和其他兩個政黨對俄的曖昧狀態。

第二,要看新政府內部的權力劃分。如果貝盧斯科尼或者薩爾維尼政黨的重要成員擔任涉及外交、安全、國防等職位,矛盾可能會比較突出。因為這樣一來梅洛尼就必須隨時掌控這些重要部門的意見表達,否則在對俄政策方面,意大利政府可能會出現政策信號混亂的情況。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6日,意大利兄弟黨領導人梅洛尼在總部參加選舉之夜活動,並發表講話 圖源:澎湃影像

記者:意大利曾是歐洲第一個歡迎和接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國,但梅洛尼在競選期間對“一帶一路”倡議和台灣問題發表過不少負面言論。她當政後,意大利的對華政策和中意關係有可能發生哪些轉變?

崔洪建:在當選之前,梅洛尼確實在涉華問題上發表過不正確、不友好的言論。當時她作為邊緣性反對黨的領導人,更多的動機是博眼球和提高能見度等。在一些涉華問題上挑戰中方的利益,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近年來似乎已經成為一些歐洲政治人物的常用手段和伎倆。

但是對於競選獲勝後的梅洛尼來說,她必須明確作為政黨領導人和作為政府領導人的之間角色差異:作為政黨領導人,她的表態更多代表個人或者黨派的利益,而作為政府領導人,她的言行就代表著政策和意大利的國家利益。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明確的責任區分意識,她不僅可能會在對華政策上犯錯,在其它方面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另外,我認為,儘管梅洛尼在對華關係的認識上有偏差,或者有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但這能否成為政策,還需要看她上任後在政府內部以及意大利社會各界的不同關切和利益之間如何平衡。

長期以來,中意關係有很好的基礎,除了經貿之外,在政治、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也比較密切。現在中意不僅有“一帶一路”合作框架,還有更多其它的合作渠道和項目。有句俗話叫“當家才知柴米貴”,等梅洛尼當了意大利的家之後,等她真正了解到中意關係的全貌之後,在各種利益訴求之下,我想梅洛尼的對華立場會發生有益的轉變。從她之前的言論到今後的政策,實際上梅洛尼是有機會和空間去實現更好的轉換和適應的。

記者:在意大利選舉之前,瑞典的右翼陣營也在大選中獲得了多數選票。此外,法國、德國、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極右翼政黨都呈現出快速崛起勢頭。一向以自由民主傳統深厚自居的歐洲為什麼會出現這股極右浪潮?

崔洪建:首先,歐洲存在著一種政治傳統,即在國家內外危機比較嚴重、困難較多時去尋求一些更右翼、更保守的政治解決方案。過去在一戰二戰前夕,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最糟糕的結果就是導致法西斯和納粹的興起。現在歐洲又出現相似的情況,一定程度上表明歐洲並沒有脫離自身的政治邏輯和慣性。

我們近來看到的這些歐洲極右翼政黨及領導人,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程度地指向同一個方向:尋求所謂的“傳統價值”。比如這次梅洛尼就提出,要用傳統的價值觀來應對眼前的變化和挑戰。我認為極右翼能夠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於,他們都試圖把自身標榜為傳統保守價值觀的代表,而保守的價值觀對於不滿於現狀的民眾可以起到精神安慰作用。

現在的意大利民眾、歐洲民眾對於現狀感到不滿,對於未來愈發感到迷茫甚至恐懼。主流政黨對此提不出像樣的解決方案,並且在現實政策上成功的機會越來越少。而這時極右翼政黨開出了一個藥方,就是回到傳統。極右翼力量在思想上、觀念上、情緒上很大程度上填補了主流政黨留出的一塊空白。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 圖源:澎湃影像

第二,極右翼政黨比較好地利用了民眾對於主流政治的不滿。這次梅洛尼之所以能夠獲勝,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的政黨沒有參與德拉吉的多黨聯合政府,而是擺出一副要“在體制之外來改造體制”的姿態。這種不與主流政治“同流合污”姿態為她贏得了對主流政治失望的民眾支持。換句話說,意大利民眾對於主流政治有多失望,對於梅洛尼就有多支持,她的兄弟黨被視作主流政治的反面。這樣一來,極右翼政黨至少在心理需求的現實層面上給民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替代選擇”。這是歐洲極右翼政黨興起的較為普遍的民眾心理。

第三,極右翼政黨對歐洲當前政治環境和政治手段變化的適應能力更強。極右翼政黨和他們的領導人往往會提出一些簡單直接的口號式宣傳,以此來吸引民眾的支持。他們知道大多數民眾並不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民眾的訴求也比較簡單,所以他們也給予簡單和直接的回應,這樣就更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起民眾的支持。

相比之下,主流政黨受制於自身的傳統慣性,在這方面往往反應比較慢。而且這麼多年下來,主流政黨在重新獲得民眾信任方面已經越來越不接地氣了。

此外,還有一些技術上或者說策略上的因素。極右翼政黨及其領導人往往都能夠非常熟練地運用新興社交媒體等平台來批評政府並發表政治主張,對選民的影響更為直接、傳播更為迅速。而傳統政黨在這個方面卻表現出很多的不適應。

記者:歐洲這股極右浪潮是一種暫時現象,還是會持續較長時間?

崔洪建:判斷這個現像是短期還是長期,要看極右翼勢力產生、興起的政治土壤——如國家內外交困、民眾的不安全感、對主流政黨的反對等——是否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

具體來說,取決於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要看主流政黨如何應對極右翼勢力崛起。

前幾年德國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剛興起時,發展迅速,對德國政壇的衝擊也很大。但是德國主流政黨隨後就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並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主流政黨首先在內部形成共識,堅決拒絕和極右翼政黨結盟,使極右翼政黨失去在體制內做大的空間。

其次,即便AfD進入議會以後,主流政黨也採取某種隔離措施,使其在議會中的影響始終有限,也無法通過議會這個平台再擴大到其他方面。這使得AfD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像意大利兄弟黨那樣成為主要的執政黨。

此外,德國在應對極右翼挑戰方面還有一個成功的經驗,即主流政黨超越左右分歧實現穩定的跨黨派合作。比如默克爾時期的左右兩大政黨的大聯合,這種合作意願在抑制極右翼政黨興起的過程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

而意大利現在就缺乏這種大聯合,意大利左右政黨間的分界非常明顯。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當極右翼成長的過程中,如果左右之間不能達成共識來共同應對的話,那麼極右翼就會不同程度地侵蝕到右翼內部。比如,這次梅洛尼的極右翼政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而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的比較正宗的傳統右翼政黨,反而成為了極右翼的一個小兄弟。

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領導人吉米·奧克松 圖源:IC photo

第二,要看現有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在多大程度上對極右翼政治勢力產生反作用。

這次梅洛尼當選的過程,同樣也是她和現有政治體制相互適應的過程。我們看到,她在選舉過程中不斷調整之前的一些政策和主張,進行軟化或溫和化處理。她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夠以更大的優勢贏得選舉。這個過程也可以理解成意大利現有的選舉體制在對她及其政黨進行改造。

當然現在外界對梅洛尼政府仍有擔心:她執政以後會不會又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些政策主張中去,意大利會不會出現一個極右翼政府。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意大利議會就必鬚髮揮應有的作用來對政府的政策傾向形成有效的製約,如果做不到這點,那麼可以說意大利戰後依賴的政治制度設計和實踐就是失敗的。這是極右翼勢力和現有政治體制之間相互博弈、適應和改造的複雜關係。

第三,歸根結底還是要看歐洲國家現在面臨的普遍問題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緩解,能否真正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如果短期內歐洲國家的內外矛盾不能很好地解決,那麼一些歐洲國家還會以極右翼政治的方式來尋求解決方案,這股極右浪潮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

記者:不僅在歐洲,美國的極右力量也正在回潮,從政治光譜的邊緣位置向主流靠近。可以說,整個西方世界都在面臨“向右轉”的挑戰,傳統的左翼政黨及其意識形態影響力走向衰落。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崔洪建:集體“向右轉”是歐美共有的政治現象。近幾年歐洲極右翼和美國反建制之間是相互影響甚至相互促進的,這在特朗普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

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後給歐洲極右翼政黨帶來很大希望,他們認為美國作為西方意識形態的“燈塔”尚且發生如此變化,證明了歐洲極右翼運動的合理性。當年特朗普當選後,法國的勒龐就曾放言“今天的美國就是明天的法國”。換句話說,她認為特朗普能在美國執政,就預示著未來她也可以在法國執政。

另一方面,特朗普執政期間,他在政治立場上及政策上特別青睞歐洲的一些極右翼領導人。特朗普與他們保持著非常密切的個人交往,這反過來也鼓舞了歐洲的這些極右翼的政治勢力。

由於歐美之間在政治體制、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相似性,在極右翼這個問題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同頻共振的現象。不過,兩者表現的形式不同,極右翼在美國表現為共和或民主黨內部的反建制運動,在歐洲則表現為傳統或新興的邊緣極右翼政黨逐漸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因此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歐美政治在應對危機時都更傾向於尋求右傾、保守的解決方案。只要西方眼前的內外危機不能得到有效緩解,歐美保守的政治傾向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當地時間2022年8月2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會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圖源:澎湃影像

記者:這種態勢會對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影響?

崔洪建:在早期的全球化過程中,歐美扮演了主要推手的角色,推動了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資本和市場擴張。但當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並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逆全球化思潮就會通過右傾保守化的形式反映到歐美的政治層面上來。

可以看到,無論是美國的特朗普、歐洲的勒龐或者梅洛尼,他們的一個主要政策傾向是相對一致的,都是強調自我利益的至高無上,以此來形成一種新的身份和政治認同。這種意識如果進一步發展下去並體現在經貿和外交政策上的話,就會對逆全球化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

各國在全球化迅速發展階段的主要共識是“合作共贏”,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共同發展,但是現在極右翼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實際上是要重新界定不同人群、族群和國家之間的利益邊界和範圍。

不論是特朗普時期搞的的製造業回流、再工業化,還是歐盟出台的投資審查機制以及其他經貿限制措施,都是這種政治立場的一種體現。這些措施和他們代表的政策方向毫無疑問都是和之前的全球化相違背的。

因此,越來越多的極右翼政治勢力崛起甚至上台執政後,如果把政治主張轉變為政策,會從根本上影響全球化的思想觀念和經濟基礎,甚至可能會在一些國家出現對全球化的根本性逆轉。如果各國都強調本國利益優先的話,會對現有的建立在全球化基礎上的國際關係格局產生很大衝擊。

之前的國際關係是建立在經貿合作、共同市場、投資、人員往來等基礎之上。而以極右翼為代表的政治保守傾向,強調更多的是邊界要清晰,不僅是地理邊界,還包括利益邊界,只計算自身利益的賬而不是共同發展的賬。

這樣下去就會助長國際關係中進行零和博弈的勢力。如果拋棄合作共贏原則而放任零和博弈思維,會給當前的國際關係帶來很大衝擊,而且會加劇現在由於地緣衝突已經導致的國際關係碎片化態勢。

另外,在這種所謂本國利益優先的原則之下,各國間的合作關係有可能會迅速轉變為相互競爭甚至對抗的關係。這種趨勢如果不加以控制,也會從經濟領域迅速向安全和軍事領域蔓延,如此一來歐洲在一戰或二戰前夕的狀況就可能重演,即各國實力競爭進入了一種無序失範狀態,相互矛盾、競爭和衝突局面難以管控。這顯然不是國際格局變化應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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