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網 特稿评论 失地「出嫁女」決定維權後 成了整個村莊的「敵人」

失地「出嫁女」決定維權後 成了整個村莊的「敵人」

  土地關系著農村女性的生計

  她們是一群結婚後留在娘家的農村女性,但還是被當成了「潑出去的水」。鄉土上,她們成了徹徹底底的「外人」,賴以生存的土地被收回,還失去了參與集體利益分配的資格。

  她們嘗試維權,法律卻出現了空白,政府部門和法院傾向把爭議交還給村民自治解決。問題又回到了村子裏,在關乎她們利益的集體表決中,那些對她們抱着歧視、提防的人總是大多數。

  來自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數據,在200多起農村女性婚後土地或成員權益案件中,接近九成遭遇了敗訴或不予受理。當這些女性決定維護自己的權益時,往往最終會走進一個死衚衕,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她們還可能成為整個村莊的「敵人」。

  失去土地的女性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萬豐村的村民大會上,楊志軍她們幾個「出嫁女」往那裡一站,人群立馬散開,誰也不願跟她們挨着。

  因為她們總是「折騰」,為了要回被收走的承包地,跟村幹部理論、向婦聯求助、找各級政府反映。她們覺得這是在維權,但在別人眼裡,這成了「不務正業」

  楊志軍今年68歲,這是她為土地維權的第38個年頭。她在1982年結婚,婚後依然在娘家生活,戶口也留了下來。楊志軍婚前曾分到2.2畝承包地,女兒出生又分了0.6畝。但因為「出嫁女」的身份,這些土地後來都被村集體收回去了。

  楊志軍為土地奔走的年頭,幾乎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的時間一樣長。1982年,全國範圍內,農村開始以家庭為單位承包土地,分地面積取決於家庭人數,第一輪承包期15年,第二輪30年,在如此長的承包期限中,當女性婚姻狀況出現變化,衝突隨之而來。

  鄉土之上,在傳統的婚俗中,女性一般被認為要「從夫居」。結婚後,土地通常被村集體收回,用以分給新落戶的媳婦和新生兒。那些即使婚後留在娘家的女性,也會被視為「已經嫁出去的人」,她們中也有人被收走了土地。

  「出嫁女」失去的不光是土地,還有與此有關的其他利益。林群生活在一個廣東沿海的村子裏,1992年結婚時,經村集體同意,丈夫的戶口也遷入本村,幾年後兩個孩子的戶口都落在本村。2003年村裡拆遷,村集體用拆遷安置款發展集體經濟,再給村民分紅,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一千多元。但因為林群出嫁女的身份,一家四口都沒有參與分紅的資格。

  林群當時並不懂相關法律法規,心裏雖然不平衡,但也只能算了。直到2011年,當地政府發放一本叫《出嫁女權益保障》的宣傳手冊,她這才確定自己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於是開始信訪維權。

  律師林麗霞所在的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專職從事公益法律援助服務,在楊志軍的土地權益糾紛案件上,曾多次為她提供過諮詢、與當地各級政府溝通協調。從2004年開始,林麗霞能明顯感覺到,律所收到的與出嫁女土地權益相關的諮詢求助越來越多,她們中的很多人處境相似:婚後依然生活在娘家,戶口沒改變,卻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據千千律師事務所統計,過去18年裡,他們接到的這類投訴有3000多起,涉及超過10萬人,其中包括「出嫁女」以及她們的配偶子女。千千律師事務所代理了其中200多起案件,但接近九成遭遇了敗訴或是不予受理。

律師林麗霞前往楊志軍家走訪時的合影

  逃不過的「村規民約」

  「生為女性是原罪嗎?」在任雪萍自述的維權材料中,她用粗體字寫上了這句話。

  任雪萍是浙江東陽泉塘村人,因為弟弟決定在外地發展,經過父母同意,她在2013年招了上門女婿。兩年後,弟弟帶着女友回到了家鄉,房子不夠住,父母和親戚都勸任雪萍搬走,給弟弟騰地方,有親戚說:「只要結婚了,父母就不再是父母,只是親戚關系。在這個家你只能算是客人,弟媳要進門,你就得走人。」

  任雪萍去村委申請宅基地另外立戶,但村委說,隻有男丁可以批,女兒想都別想。回家路上,任雪萍看到牆上用紅漆刷的宣傳標語,「生兒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後人」,覺得真諷刺。

  她所在村子的書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給任雪萍分宅基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我們不管,村規民約不受法律管,也不是針對她一個人,如果哪個女兒都要來批房子的話,那不就亂套了嗎?」

  這位村書記提到的村規民約,是在我國鄉村最常見的村民自治體現。村規民約由村民共同制定,涉及了村莊管理的方方面面,廣義上講,村集體的分配方案、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所做出的決定都屬於村規民約。

  一些村規民約已經存續了幾十年,其中也包括那些帶着明顯年代烙印,有違女性權益的「規則」。甚至在一些地方,陳舊的觀念超越了村規民約的範疇,投射到了地方行政法規的層面。

  任雪萍去求助婦聯和上級政府,得到的答覆都是她不符合申請宅基地的條件,依據是《東陽市土地管理實施細則》,其中第39條規定,年齡為22虛歲以上的兒子可以單獨立戶,申請100平米的宅基地;沒有兒子的家庭當中,只能允許一個女兒申請;父母單獨立戶的,也就是家裡的兒子已單獨立戶的,女兒不計為建房人口。

  這和楊志軍維權時的遭遇類似,在她結婚兩年後,內蒙巴彥淖爾市臨河縣政府發布了一份關於已婚青年戶籍、口糧與土地問題的通知,通知中寫着,「嫁到外地外鄉農村戶口的女青年,應將戶口遷到嫁到鄉所在地,戶隨人走……如女方父母無依無靠或無男孩撫養,男方可到女方家落戶,擔負贍養老人的義務,但只留一個女婿的戶口……」

  雖然裏面沒有明確涉及「出嫁女」的土地問題,但村裡還是依據這份文件收回了楊志軍和女兒的土地。楊志軍不接受,去鄉政府反映問題,沒想到鄉裏領導拍着桌子衝她喊:「誰讓你結婚以後賴在娘家?戶口也不遷走?」

  為什麼明顯有違女性權益的村規民約會獲得通過呢?除了觀念,也和利益相關。林麗霞解釋,村集體在處理利益分配時,大多通過村民會議的方式,「出嫁女」成了嘗試分割集體利益的少數人,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表決中,她們必定不佔優勢。

  在千千律師事務所接觸過的案件中,為了剔除參與集體利益分配的「外人」,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把包括離婚婦女及其子女、再婚女性隨遷子女、上門女婿等各種群體,都排除在了分配方案之外。

鄉村中的生育標語

  死循環

  雖然隻有初中學歷,在律師的指導下,任雪萍還是對《東陽市土地管理實施細則》提出了合法性審查申請,希望用法律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

  先是東陽市法制辦回復,「不存在違法情況」。任雪萍又向浙江省法制辦提交複議申請,浙江法制辦回復不予受理,把申請又推回了金華法制辦。最後,在全國婦聯的介入下,金華市政府要求東陽市政府進行整改。

  「我那時候還特別有信心,覺得能申請到宅基地了,但結果證明我高興得太早了。」東陽市政府只是將原來細則中違法的立戶標準刪除,然後把立戶權交給了村集體。繞了一圈,任雪萍又找回了村委會,得到的回復依舊是「不批」。

  任雪萍又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也認為這屬於村民自治的範疇,裁定不予受理。她在法律上的努力走進了一個「死衚衕」,再加上弟弟快30歲了,在農村,這是必須要結婚的年紀。為了給弟弟騰地方,任雪萍2018年從家裡搬出來,在鄰村租了間最便宜的老房子,靠打零工維持生活。

  在我國鄉村,成員資格是享受成員待遇的前提條件,但法律目前沒有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標準,相關事項基本由村集體決定。當「出嫁女」求助時,上級政府和法院也傾向於把問題交給村民自治解決。可是,違背婦女權益的村規民約就擺在那裡。

  同樣經歷了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失敗,楊志軍開始嘗試通過其他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2009年5月,楊志軍在去信訪的路上,被臨河區公安局的工作人員攔住,接回了臨河區調解中心。楊志軍不能接受被這麼對待,三天沒吃飯。三天後,一個信訪幹部來問她:「再分地不現實,能不能通過征地補償款來解決問題?」

  在楊志軍提供的一份處理協議裏,鎮政府同意,按照村民小組人均土地面積,給予楊志軍等幾個出嫁女「虛擬分配」的待遇,在征地過程中,按比例和價格用現金給予補償。楊志軍接受了這個方案,因為她是維權出嫁女裏的「帶頭人」,協議簽訂不久就收到了第一筆5.4萬元,其餘補償款也在兩年以後分多次付清,總計25萬元。

  但楊志軍的維權沒有結束,她的孩子還是不能享受和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沒有土地承包權,也拿不到征地補償款。楊志軍曾就此事多次提起訴訟,最終,巴彥淖爾市政府明確了楊志軍等幾位出嫁女子女的村民資格,責成臨河區政府督促城關鎮儘快組織村民會議,用集體閑散土地解決這些子女的承包地問題。

  從2019年到現在,村裡還是沒有落實上述意見,楊志軍等人按照程序寫過申請要求兌現。但「死循環」又出現了,區政府把任務派給鄉鎮,鄉鎮下沉到村裡,村裡召開村民大會,還是一樣的說法,「堅決不給。」

任雪萍的起訴最後未被受理

  成為村莊的「敵人」

  不僅問題解決不了,站出來維權的女性可能還會成為一個村莊的「敵人」。

  楊志軍開始維權後,每次村民大會討論出嫁女分地的問題,大家不光站得遠遠的,還對着她們幾個出嫁女指指點點,「你們要是能拿到地,我的姓就倒着寫」、「誰讓你們嫁漢(結婚)了,還回來搶」……

  她們省吃儉用,買好香煙、水果遞過去,村民們手上拿着,還是沒人投讚成票,「他們的觀念就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能在村裡享受任何待遇。」

  作為「潑出去的水」,林群一家在村裡受到了更不平等的對待。除了選舉,他們從未參與過村民大會,即使討論主題跟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村裡也不會通知他們。拆遷選房時,村民的房號都是由抽籤來決定,但因為村裡人不想跟「外姓人」一起住,他們幾戶出嫁女便被單獨安排在一列,連村裡清理垃圾時,都會繞開她們這一列。

  林群開始維權後,村裡人的話更「難聽」了,說她「嫁了個沒用的老公,所以現在爭財產」。在她敗訴之後,有人當面也不避諱,「法官都判你們輸了,領導都不支持你們,還好意思來爭財產?」

  這些話,林群聽了心疼,她好像被困在「出嫁女」這個身份裏了,但轉念一想,這個身份又怎麼了?救山火、補種樹苗、捐款修橋修路,在履行這些村民義務的時候,從沒什麼「出嫁女」之分,「但在分配利益的時候,我們就成了佔便宜的人。」

  這成了一件事關尊嚴的事,但又不僅僅和尊嚴有關。像大多數生活在鄉村的人們一樣,對於出嫁女來說,來自土地的收益,和她們的生計息息相關。

  在林群的村子裏,每人每月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分紅,逢年過節還有5000塊左右的補貼,一年下來,就是過萬元的收入。林群家沒有這筆進項,她今年61歲了,每天還要和丈夫騎摩讬車出去做工。

  在楊志軍家,丈夫40多歲檢查出高血壓和心臟病,光心臟支架手術就做了三次,再加上承包地被收回,隻有七分口糧田,整個家庭幾乎沒有經濟來源,全靠兄弟姐妹幫襯,拿到征地補償款之後,其中大部分也都用到了治病買藥上。

  「男女平等是遲早的事」

  「即使法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也不乏正面案例」,林麗霞介紹,2006年,千千律所代理的內蒙古28位出嫁女集體收益分配案,法院在判決時就適用《民法通則》的公平原則、類推判斷的民法理論,認定這些出嫁女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但現實中這樣的判例太少了」,在林麗霞看來,即使現行法律在村民資格認定上存在空白,但只要法院想支持出嫁女,依然可以找到相關的法律依據,比如《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了,婦女在承包土地、參與集體收益分配、宅基地使用等各方面的平等權利;《農村土地承包法》裏也明確規定婦女在新的居住地沒有分到土地的情況下,原居住地的承包地不能收回……

  即使照現在的情形,「出嫁女」們的訴求總是被推回村民自治的範疇,也不是沒有改變的空間。

  在雲南華寧縣城關社區,按照舊有的村規民約:女子出嫁時戶口應隨丈夫遷走,最長3個月內不來遷戶者,村小組有權從出嫁的當年起停止出嫁女的分配;有兒子禁止招婿,無兒子限額招婿一女,特殊者要一次性交固定資產享受費人均5萬元,方可落戶……

  社區黨總支書記何永輝告訴深一度,在2013年他上任時,出嫁女土地矛盾就很突出。最嚴重的一次是在2015年,縣裡開人大代表會議時,村裡一個出嫁女的弟弟突然闖入會場,搶了縣委書記的話筒,控訴姐姐在集體分配中遭遇的不公。

  由此,何永輝開始推動訂立新的村規民約。起初,連婦女幹部都不同意,說村規民約執行了幾十年,不能說改就改,而且集體經濟成員增加,那集體利益這塊「蛋糕」就越分越少了。隨着意見徵求範圍的擴大,何永輝收到的反對意見就越多,討論會上,常有人跟他爭得「臉紅脖子粗」,甚至有人把他堵在路上質問,「為什麼非得把集體的東西拿去分給別人,是不是把我們的東西分完才甘心?」

  對此,何永輝只能一遍遍解釋,「男女平等是遲早的事情,今天不改明天也得改」「誰能保證自己家不生女孩?男女平等家家戶戶都能受益」……

  就這樣經歷了40多次村民會議,城關社區新的《居民公約》終於在2019年表決通過,裏面提到,婚後男女雙方可自主選擇婚居,包括子女的姓氏和戶口所在地均可自主選擇。包括出嫁女在內的戶籍在冊人員,以及婚後遷入戶口的人員,都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

  近兩年來,農村女性土地權益問題得到了全國兩會代表的關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還被列入2022年的立法規劃。任雪萍也盼着從法律層面的改變,維權的時間長了,她也「久病成醫」,能提出些很有針對性的建議,比如土地權益、集體經濟收益應該與實名認證的個人對接、宅基地也應確權到人……

  經過30多年的「折騰」,楊志軍一家的處境有所好轉,2019年村裡又進行了一輪征地,她和其他村民一樣,拿到了一萬元補償款。沒改變的,是她在村裡的風評,還是總有人說她不體面、不光彩,窮急了才天天打官司。這些話楊志軍聽習慣了,她說會把為子女維權的事繼續下去,這事關公平,而且已經成了一種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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