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網 亮战 “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2)

“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2)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知名器官移植問題專家坎貝爾·弗雷澤(Campbell Fraser)

【編者按】基於近日“法輪功”利用《大紀元時報》再次抄作「活摘器官」的謠言,再次暴露法輪功的醜態。事實上,眾所皆知這種謠言是由喪心病狂的李洪志和他的法輪功捏造,意圖抹黑中國形象,這種妄想只會把自己繪得更臭更醜。本著維護正義,捍衛真理的精神下,本報以正視聽,連續刊登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知名器官移植問題專家坎貝爾·弗雷澤(Campbell Fraser)撰寫的一篇學術論文《“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The Falun Gong Political Narrativ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So-call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通過研究“法輪功”邪教組織及其成員構成,分析了“法輪功”編造“器官活摘”謠言的目的,揭露了“法輪功”對質疑、批評其謠言的相關人士所採取的卑劣行徑。以下全文翻譯。

【續上期】

真相VS“真相”

雖然所謂的“真”是“法輪功”核心教義之一,但“講真相”概念的產生似乎只與其政治目的相關,與其說它是“法輪功”的核心內在價值,不如說是針對全球受眾精心策劃的宣傳。

由於“法輪功”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所以他們的“研究”和“證據”通常很難達到常規大學研究人員需要達到的水平,往往經不起審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記者和學者告訴我,他們之所以沒有對“法輪功”的“研究”結果挑毛病,是因為他們直接就為“法輪功”視為“受害者”。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和大學教師也不願意去質疑“法輪功”的所謂“真相”,因為他們擔心遭到報複,甚至攻擊。

我對此類攻擊有過親身經歷,其他幾位研究“法輪功”的獨立學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數研究機構開展研究要求經過倫理審批程序,但“法輪功”的“研究”不受此約束。“法輪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認的嚴格標準,他們在國際會議上提供的數據也不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進行收集。

基於“法輪功”的所謂“真相”,我與幾個“法輪功”成員進行了交談,他們於2016年8月在香港一個國際移植會議外分發《大紀元時報》,每次都說《大紀元時報》代表著“真相”。2017年,《大紀元時報》的總體目標是動員大量政治活動人士,招募境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和組織來支持他們的所謂“事業”。而所謂的“器官活摘”充當了便捷、高效、極具沖擊力的工具,推動著“法輪功”事業向前發展。

我不接受“法輪功”謠言的最後一個重要方面是,任何敢於質疑所謂“器官活摘”的人,都會自動變成所有人權活動人士的敵人、中國政府的合謀。這個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據我所知,質疑“法輪功”“器官活摘”謠言的移植專家,或批評“法輪功”教義的宗教研究學者,都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聯係。“法輪功”的這些謠言之所以人人唾棄,是因為它們是虛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為它們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治理體系相沖突。

“法輪功”的受害者

雖然“法輪功”有意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但值得探討的是,對於“法輪功”這種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級領導層負有主要責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輪功”成員。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承受了來自“法輪功”領導層的高壓——即使遵守領導層的要求意味著可能違反中國法律並將受到法律制裁。

無論“法輪功”學員對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有何看法,但現在總部設在美國的“法輪功”領導層明确向中國境內的學員施壓,要求他們違法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也顯然不符合個體的最佳利益。“法輪功”不顧學員們面臨法律制裁的風險,不惜代價將他們塑造成“受害者”,以達到自己的政治宣傳目的。這些二級修煉者出於對“法輪功”的盲目忠誠和奉獻參與政治活動,並相信參與政治活動有利於自己的修煉提升。然而,當學員們參與政治活動時,三級領導層卻迅速逃離了中國,在美國重新定居。到了美國,再招募新的三級領導層來領導戰略轉型,成為一個政治活躍組織。三級領導層必須對二級修煉者在中國的犯罪行為負直接責任。

最令人擔憂的受害者群體也許是“法輪功”信徒的家庭成員。2016年,我在紐約和中國台北與“法輪功”成員的家庭進行了私下交談,發現許多二級修煉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親居多。他們聲稱,母親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法輪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輪功”成員將“放下執著”的教義解釋為放棄家庭,將愛、感情和歸屬感轉向“法輪功”。

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大肆宣揚,稱與家庭脫離關係不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與其他邪教不同,它不會公開譴責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卻說,他們的母親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庭的關愛。奇怪的是,似乎也沒有人嘗試將家庭成員納入“法輪功”修煉中。這或許是因為家庭成員被視為執著和負累。因此,與僅僅拉攏家庭成員相比,“放下執著”在修煉提升方面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他的“法輪功”母親拒絕與自己說話,因為母親懷疑他是同性戀(“法輪功”教義中禁止同性戀)。還有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她的“法輪功”母親責備她,因為她嫁給了外國人。對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來說,跨種族通婚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台北的“法輪功”家庭成員揭示了一系列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法輪功”學員拒醫拒藥——不僅是他們自己,也包括他們的孩子。“法輪功”拒絕醫學是眾所周知的,但拒絕為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譴責。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關愛和安全,而且還可能因得不到醫療直接受到傷害。

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法輪功”

在從準精神組織向政治組織過渡的整個過程中,“法輪功”作為受害組織的戰略定位始終沒變。 “法輪功”登上政治舞台後,成千上萬的一級學員對政治激進主義毫無興趣,於是便離開了。留在“法輪功”的二級修煉者成為了中堅力量,雖然人數少,但投入程度更高。 2017年,除了“法輪功”這一名稱和幾條教義,組織最初的東西所剩無幾,而這些教義現在被操縱,賦予了這個新的政治組織截然不同的意義。

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西方政黨、政府和媒體組織,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爭辯和討論聲越來越大。作為對中國崛起的總體反應,“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的出現正當時,也為“法輪功”的有利報導提供了素材。適逢西方媒體機構預算削減,資源壓縮,難以開展長期調查性新聞報導,於是便未經任何驗證,就對一些“法輪功”的文件簡單“粘貼複製”。對於媒體宣傳來說,這既方便又廉價,一方面能夠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國內事務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法輪功”宣傳機器的一筆意外收穫。

外,“器官活摘”謠言還給“法輪功”吸引了不少同情者,讓這些人無償為其提供政治、宣傳和教義方面的諮詢。與此同時,這些顧問們則被《大紀元時報》大曬特曬,成為了“法輪功”的英雄。有一些年長的政客、律師和學者利用《大紀元時報》為自己積累反華活動的資本。雖然他們本身不一定有酬勞,但他們將法輪功學員變成自己的忠實粉絲,以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社交媒體上積累大量人氣。隨後,乘著這種大受歡迎的東風,再參加全球範圍內的有償演講活動——這筆賬不論怎麼算,其潛在回報都相當可觀。

“法輪功”是邪教嗎?

我在公開論壇上多次表示,我認為“法輪功”就是一個邪教。原因很多,但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的首要因素是:對任何敢於批評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該組織的態度和反應。 “法輪功”向我的雇主提出了幾項正式投訴,還處心積慮地想讓我退出國際人體器官移植會議。 “法輪功”不敢以正常且公認的學術方式,就他們的不同意見與我進行辯論,而是選擇了卑鄙的方式阻止我發言。他們的這種行為是我將其判斷為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輪功”領導層還將《大紀元時報》作為另一種報復手段——常見的做法是在《大紀元時報》或其他幾家“法輪功”網站媒體上發表抨擊文章,抹黑詆毀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他們的典型報復行為是,妄稱該學者沒有資格了解“法輪功”,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錯的。學者們在會議上遭到他們的侮辱質問,在公開場合被罵“愚蠢”,並在公開演講時被罵“沒人把你當回事”。 “法輪功”這種尖酸刻薄的反應,再次成為他們邪教特徵的生動寫照。除此之外,這些攻擊通常還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過來。我本人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法輪功”及其支持者的電子郵件。

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法輪功”便可以攻擊任何人或組織,而如果攻擊失敗,也不會產生任何後果。然而,對於大多數專業學者來說,如果對一位學者的行為進行正式投訴,如果這個投訴最後被認定毫無依據,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能會嚴重損害學者的專業聲譽,也可能導致法律訴訟。然而,對於“法輪功”來說,卻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因此,批評“法輪功”的學者們知道,他們將不斷、反複收到各種投訴,被要求對每一個投訴作出全面回應。對於所有批評“法輪功”的作者來說,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並已成為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探討了“法輪功”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策略來推行其政治議程,來反對中國政府或任何敢於公開反對他們的政黨的。儘管國際專家多次到訪中國展開調查,卻並未發現所謂“器官活摘”的證據,但“法輪功”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所謂的“研究”避開了倫理機構的嚴肅審查,因此,根據世界各地絕大多數研究機構遵循的協議,這些“研究”將無法發表。

“法輪功”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媒體網絡來傳播這一“研究”,鼓吹他們的議程。此外,他們還得到了西方記者和學者的支持,後者忌憚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作用日益凸顯。任何質疑“法輪功”“研究結果”的學者都會受到持續不斷的報復性攻擊,既有專門報復,也有個人攻擊。

但無論“法輪功”如何阻撓,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專家都將繼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儘管處理這些反复投訴和抗議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也確實噁心人,但這只會反過來激勵那些相信客觀真相而不是“法輪功”“真相”的人繼續前行,並與中國器官移植專家建立更密切的聯繫。

西方媒體界和學術界對“法輪功”的支持,更多的是為了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而非真正支持“法輪功”的謠言。因此,隨著世界適應全球新秩序,對“法輪功”的支持必然會減弱。 “法輪功”已經好些年沒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新證據了。事實上,雖然他們慶祝鼓吹“器官活摘”謠言的書籍出版十週年,但這也證明了,除了十年前老掉牙的荒誕說法,他們已經沒有什麼新把戲了。

隨著中國器官移植越來越融入國際移植界,“法輪功”毫無根據的謠言也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國際移植界必須與中國持續合作,努力解決全球移植器官短缺問題,並製定有效的解決方案,以利於所有需要及時獲得器官移植服務的患者。
“法輪功”的生存空間將取決於能否吸引新的年輕人加入該組織,尤其是年輕華裔。然而,它很難吸引更多的年輕新成員了。我與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進行了廣泛接觸,總的來說,他們似乎對“法輪功”不屑一顧。因此,“法輪功”無法成為一股可持續的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似乎特別質疑“法輪功”,特別是質疑其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法輪功”的規模會不斷縮小,並最終像之前許多邪教一樣,幾年內不復存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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