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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涂传诒院士商榷,再论科学革命问题 |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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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讨论前两次科学革命如何发生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后悔,去陷入无止境吃后悔药的境地,而是要充分理解到只有第三次科学革命才是我们的菜,才是我们应当最充分抓住的历史机遇。

汪涛/文

一、讨论背景

2022年5月13日,微信公众号“科学的历程”发表了北京大学涂传诒院士的文章“涂传诒 | 火药导致牛顿革命的说法,不是历史事实!”(以下简称“涂文”)。“涂文”对文一教授的专著《科学革命的密码》(以下简称《密码》)一书提出了质疑。在文中也引用了我对《密码》一书的评论文章观点,并提出不同意见。首先非常感谢涂传诒院士对相关课题的关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相关课题的确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更深入澄清一下相关的论点。

涂传诒院士认为“《密码》没有给出支持其观点的可信的证据,该书提出的‘火药导致牛顿革命’观点受到质疑。该书只是列出了16至17世纪,欧洲使用火炮的战争发生的记录,和火药的生产直线上升的记载,但是没有给出火炮与牛顿力学革命的内在联系”。“涂文”阐述了4个方面的观点“1.牛顿经典力学革命的背景和动力;2.牛顿革命的内容、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影响;3. 牛顿革命与火药战争没有直接联系;4. 牛顿革命历程的启示”。为了写好我的这篇文章,我不仅认真地多次反复阅读“涂文”,而且阅读了涂院士在“涂文”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他在过去发表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文章(文献14-17,注:涂院士的参考文献14中把日期写错,应为2019-10-24,不是2019,10,20)。另外,我还扩展阅读了涂传诒院士对九章量子计算、中医、医保等主题发表的多篇文章,以及其他学者回应涂院士质疑的文章。参见本文后面所列参考文献。对“涂文”的观点,我有如下观点供商榷:

  1. 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首先特别需要对所跨学科本身(尤其很多最关键性的细节)有足够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真正专业、准确、客观和全面的评判。
  2. 需要严格区分科学发展的动力与内在逻辑联系两个方面的差异。火药与战争不仅与英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有内在逻辑上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它的最重要发展动力。
  3. “涂文”对牛顿力学发展微观上的历史讨论,尤其与笛卡尔以太学漩涡说之间的关系讨论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但观点并不全面),建议读者将其作为相关历史的科学史介绍文章阅读。这是我对“涂文”有价值方面的充分肯定。
  4. “涂文”不仅没有能够有效质疑我的科学学观点,反而“涂文”本身就为我的科学学观点提供了多方面的很好证明。例如科学发展动力与主体误差的关系等。

二、李约瑟问题及跨界研究的专业性要求

这场讨论涉及到的主题是李约瑟问题。坦率地说,在文一教授告诉我《密码》一书是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努力,并请我看一下书稿时,最初我还曾非常担忧。这种担忧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我在过去几十年看过无数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问题不是这些解答好坏该如何看待,而是我认为李约瑟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按照这个问题来寻找答案,很容易陷入“吃后悔药”的境地。“涂文”中引用的我对《密码》一书评论文章中也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这就是:“中国也有发生英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可历史事实是没有发生”。简单来说就是该中国得的东西却没得到。本来可以抄底的股票没拿到任何筹码,结果涨翻天了没赚到本该赚到的钱,所以后悔死了。那么,直接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路径就是寻找中国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错误”“缺陷”“障碍”……造成了本应发生的科学革命却没有发生。过去几乎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包括李约瑟本人都是沿着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涂传诒院士也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如“涂文”的参考文献14同样如此的思路,他认为是欧洲一神教的基督教会促进了大学的建立,以及纯科学研究的活动。科学革命的第一批开拓者的确都是教会的牧师。并不止是涂院士持这种看法。事实上我个人也是大致上清楚这一历史过程的,但完全不认可这个原因解释。要是更系统和准确地来解释这一原因的话,还必须要追溯到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后带来的欧洲大翻译运动,在此之前,欧洲靠羊皮纸出版的书很多时候是只有一本圣经可以看到,完全垄断了信息传播渠道。造纸术和印刷术形成了当时的信息爆炸,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各种学术著作广泛传播,严重冲击了欧洲基督教信仰。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将古希腊科学融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去,使得科学成为证明上帝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一个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后来仅仅教会办大学也是不会有兴趣去研究科学的。因此,涂院士完全将西方发展科学的原因解释为一神教,所以就有传教和办大学的积极性,并且就有研究科学问题的动力。而中国是多神教,所以没有传教的积极性,没有办大学的动力,“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些发生科学的必要条件”。这个原因解释的问题非常大。很显然,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它本身就是基督教的近亲,它也是有传教动力的,但伊斯兰教怎么没有办大学去研究科学呢?塔利班确实是办了大学,可是历史都发展到今天了,他们的兴趣为什么却不在研究科学上?按涂院士的科学发展理论观点,这显然无法解释。

文一教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李约瑟问题的,他在《密码》一书中并不是去考察中国的历史,而是反过来研究英国为什么会发生科学革命。英国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是历史事实,那么,把这个事实研究清楚当然更具科学性。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人也很多,按涂院士所说,甚至文一教授将火药作为科学革命动力的观点也不是他的首创。不是第一个提出观点并不能作为质疑其价值的理由。例如,白炽灯最初的专利也不是爱迪生作出的,但是,爱迪生通过大量的研究实验,几乎是找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可能的作为白炽灯丝的材料(最终高达8万多种),获得了可商用化的白炽灯产品。因此爱迪生在白炽灯的发明上突出贡献和地位当然是不可磨灭的。达尔文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进化论观点的人,但他最先寻找到极为丰富和相对完备的化石证据(测量数据),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以这些丰富的化石证据系统论述了进化论的理论。马克尼因发明无线电通信获得诺贝尔奖,诺奖委员会在评价其贡献时特别提到他是第一个将无线电通信真正商业化的人……

作为技术发明最重要的是谁能将它第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谁第一个申请相关专利,更不是谁第一个有相关思路。作为发现是谁能第一个提供完善的数学和逻辑证明,谁能第一个提供系统的实验测量数据,而不是谁第一个说了相关的话,谁第一个提出并且仅仅是提出相应的观点。这些才是科学意义上“首创者”的完善和准确的含义。

文一教授的《密码》一书的确开创性地提供了足够丰富和完备的史料,论证了火药传到欧洲以后,通过战争对科学发展的刺激动力。把火药作为四大发明之一并不是中国人的说法,而正是欧洲人的普遍看法。所谓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受到足够重视的,但对指南针和火药,中国社会本身很少关注,它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微弱。除了作为喜庆、丧事中的辅助节目燃放鞭炮以外,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其他意义。军事中的使用也只是很少的情况。事实上,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到欧洲以后,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意义早就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文一教授在《密码》一书中只是将火药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描述。所以,涂院士要想完全否定其基本论点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学术界一致公认”就一定是科学研究中对观点的绝对判定标准。但它至少是我们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实,如果不能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去证明为什么“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看法是错误的,轻易否定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需要很慎重的事情。事实上,我在李瑟问题上就与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看法不同,但我是给出相当充足证明之后才有信心拿出这些看法的,并且是尽最大可能将我的证明建立在“学术界更广泛一致公认”的、更深刻的基础论点之上。

最初有担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对相关问题是有个人全新理论观点的。根据我以人类进化数学判定式进行的推论,人类的农业文明是并发模式,多个地区都可同时或独立地产生农业文明,但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文明发展是表现为波浪模型的。它本身就不是原生型态的文明,必须建立在其他文明“前波浪”基础上,才能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以四大文明古国为最原始的源头,从东部地中海开始,以一波接一波的方式,沿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呈两个大的波浪路径传播,今天正好传到亚洲尤其中国。这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本身,就是从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贡献及源头意义上来说的。李约瑟问题预设的前提:“中国也有发生英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有发生英国科学革命的可能性”这个假设本身就根本不成立。所以,李约瑟问题不是如何去正确回答,而是需要指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英国科学革命这支“股票”根本不可能属于中国,所以没有任何可后悔的。

根据波浪模型理论,工业文明或科学文明每一个波浪峰值点只能属于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以,它不仅有效解释了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且可以更精确解释为什么它只是首先发生在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不是并发地在欧洲多个国家同时发生。这意味着: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件事情上,不该你的就不要去想太多,但属于你的机会,一定要最充分地抓住,并且尽最大努力地珍惜和利用好。

我们的前波峰是苏联、欧洲和美国,今天他们就处于战争状态,全都扭打在一起。战争的推动力并不意味着自己一定要掺乎进去,旁边的国家打成一团,也会给我们充分的动力和机会。

所以,文一教授虽然是把自己的研究归属为解答李约瑟问题,但事实上他并不完全按其错误问题的预设套路进行,这是我认为《密码》一书能够作出极为有价值研究成就的原因所在。涂院士是日球层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很遗憾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和证明其在科学史和科学学领域有系统和完备的、尤其对所有关键性细节足够专业的研究。

三、科学发展的动力与内在逻辑联系

1.作为科学发展动力的火药与战争

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对于欧洲尤其英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价值既有直接内在逻辑上的意义,又更多是通过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的科学研究动力。科学研究的动力并不一定会直接体现在内在逻辑上。因此,涂院士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否定科学研究动力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举例来说,索尔维对近代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的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你能在相关论文中找到“直接证据”吗?很可能找不到。但索尔维是通过赞助物理学会议来实现他的贡献的,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世纪争论很多都是发生在索尔维会议期间,还要什么“直接证据”?

当今中国大量科技研究成果都是以外文形式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从他们的论文中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投入的增加,才带来了这些科技论文的增长吗?以中文形式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中,还可以看到是哪个基金支持的信息,可是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中,所有这些信息全省略掉了。如果我们列举大量中国科技投入的数据,按照涂院士的逻辑,这些都不是直接证据。那怎么办?有人还可能枚举出几个论文是国外合作的研究成果,是由国外资金支持进行的研究。因此,在统计了大量中国学者以外文形式发表的论文之后,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现在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投入有直接关系。相反,中国有很多高水平论文是有证据表明由国外研发资金支持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如果有人这么说,其拿出的数据的确是客观的数据啊?为什么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真正科学的测量数据是必须经过误差处理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多种原因,存在一个系统误差来源,就是中国评职称以及学校评级中要求以国外发表的SCI论文作为关键性的评价指标。这当然就会导致中国学者们把高水平的科技论文尽可能地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而学术论文是要求尽可能简洁,内在逻辑一致,不会去展开太多无关的细节。不会允许像参加电视歌手大赛一样,去谈妈妈如何在临终前还在支持她唱歌以博得评委的眼泪(很多大赛也不提倡说这些,尽管参赛歌手说的确实有可能是真的)。所以,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不要求在论文中展示研究资金来源信息,也不能说有什么错。

幸好,涂院士在“涂文”的一开始,就清楚表明了他写“涂文”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其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近代科学产生的背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的研究会影响政府对纯科学研究资助的安排方式”。很显然,涂院士是搞日球层物理学的,与社会实际应用相对较远,其担心《密码》一文的基本观点会影响到国家对纯科学研究领域的资金支持。如果他不在“涂文”开头写这句话(是可以不用写的),我们去哪里找“直接证据”证明涂院士写“涂文”的目的和动力,是担心纯科学的资金来源问题?任何对目的、动机与动力的分析证据,即使找出来了也只会被当成阴谋论看待。

其实,这个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科学研究的动力并不只是一种,就像人类社会的能源结构一样,我们现在有煤炭、石油、水电、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多种能量来源。其能源结构也是变化的。我们说社会需求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尤其战争是最强烈的社会需求,其推动力最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为它是唯一的科学发展推动力。我就在2022年5月11日给上海交大所作的“第三代科学与经济学”的讲座上,还与文一教授线上直接讨论学者个人的好奇心作为科学研究的动力问题。

“涂文”发表的公众号“科学的历程”主办者,清华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的科学观点,也是支持无实用目的的纯科学研究。我很清楚这种观点的来历,这就是古希腊科学时代的观点。我们需要不同的科学发展的动力,尤其是科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我的公众号名称就是“纯科学”,当然理解和支持这些。对于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说,不是什么动力好什么不好,而是动力越多越有动力,并且需要有均衡合理的动力结构。基督教办大学去研究科学,其动力是为增加社会对宗教的信养和忠诚,即使这种目的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过重要的动力。但是,不同的动力是可能有负作用的。就如同煤炭等化石能源有碳排放等负作用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神教曾经因其宗教目的为科学发展提供过动力,就得出或暗示中国也得发展一神教才能把科学发展好的结论。我们早已经不是古希腊的时代,不需要把很多历史的过程重新走一遍,因此,不能简单地要求今天的中国社会去完全重复古希腊的科学观念,重新把整个科学的过程走一遍。我们必须找到符合今天科学革命时代的科学发展动力和“清洁能源结构”。

只是需要提醒一点,任何一本学术著作只能关注和集中解决某一个方面的特定问题,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把所有问题全解决。《密码》一书就是解决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之后,其中之一的火药与由此带来的战争方式变革,对欧洲科学发展,以及牛顿力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与文一教授都不可能认为战争、尤其火药时代的战争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唯一动力。我在对此书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到了一般的社会商品需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问题。我在文中提到:“当然,科技发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与战争有关。因此,并不否认其他社会需求也会成为科技创造推动力。甚至科学家个人的好奇心等也都是,只是推动力有强有弱”。只是涂院士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为什么要对此提一句。

2.作为牛顿科学革命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火药与战争

文一教授在《密码》一书中提供了很丰富的火药带来的近代战争对欧洲科学支持发展的影响。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与牛顿科学革命之间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证据,这一点都不难。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一书中的第一版序言中说到:“我在本书第一和第二编中推导出若干普适命题”。但事实上,第二编中前三章都深度地与炮弹运动研究有关。三章主题如下:

“第二编 物体(在阻滞介质中)的运动

第一章 受与速度成正比的阻力作用的物体运动

第二章 受正比于速度平方的阻力作用的物体运动

第三章 物体受部分正比于速度部分正比于速度平方的阻力的运动”

下图是 “第一章 命题4 问题2”中的一幅图。它是研究均匀介质里有重力作用的抛体运动问题。图中D到F的运动轨迹显然就是炮弹的轨迹。这三章中有很多图解都显然与炮弹运动轨迹研究有关。虽然它在表述上要表达成不与任何实际问题相联系的、普适的命题。

对抛体运动的总结,就是来自于炮弹飞行轨迹长期积累的研究,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据。D到F的那一条曲线,就是炮弹运行的轨迹
D到F,炮弹轨迹
D到f,D到F,炮弹轨迹
A、G到K,炮弹轨迹
A、G到K,炮弹轨迹
A、G到K,炮弹轨迹
H、A、G到K,不仅是炮弹轨迹,而且可应用于从山脚打到山坡或山头上的炮弹轨迹

以上几何图形都是牛顿用在其《原理》一书中的。这证据够直接吧?但“涂文”中却说“牛顿的宇宙力学体系与火药-火炮、与战争扯不上关系。牛顿的研究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件具体事务能表明他的研究与火药-火炮有具体的直接的而不是想像的联系”。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对《密码》如何评价,如果涂院士真的研究过《原理》,这些图形不应该没看过。毕竟涂院士本人的专业虽然是日球层物理学,但它是相对比较直接属于物理学领域的。《原理》中的确没有说过与哪个火药直接有关,可是他写的这本书就是要讨论最一般的物理学原理,把所有研究过的具体物质成分和具体物体对象都抽象掉,以便使其具有普适性。理论物理学中是把物体抽象成欧氏几何那样的“长方形刚体”,而不会说“长方形白色油漆喷涂的5083号铝合金块体”,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实际研究长方形刚体时用的是长方形的木块、耐火砖还是合金钢。因此,如果一定要在《原理》中找出火药和球形炮弹的字眼才算直接证据,这在原理上就是不可能的。但以上《原理》中的研究案例与火药与炮弹的关系直接程度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甚至于在书中提到的是球形抛体在均匀介质中的运动,这不就是当时炮弹的形状吗?当然了,因为其研究物理原理的普适性,说它可以用作计算高尔夫球的运动轨迹也不能绝对算错。

《原理》出版得很多,有非常多的版本。我读过很多不同的中文版本以及英文原著。为了普通读者阅读方便,同时与涂院士参考书中引用的一致,我们采用了涂院士所在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王克迪译,袁江洋校的版本。

在文一教授的《密码》一书里,也引用了很多牛顿来自炮弹研究中获得的直接证据。例如下面这个证据:

从炮弹运动到卫星和天体运动,牛顿的山顶炮弹发射的理想实验。该图引用在《密码》一书的374页

《密码》中也提到玻义耳、培根等人经常做炮弹与火药实验,牛顿与他们在学术上接触非常密切。从以上引用的图形和论证内容中可以充分证明,牛顿是接触了大量炮弹与火药研究信息的,并且《密码》中有足够的内容介绍相关的信息,不能说“没有给出支持其观点的可信的证据”,“没有给出火炮与牛顿力学革命的内在联系”,甚至于说给出的证据不够充分都缺乏支持。最多只能说给出的证据数量不是“特别地充分”,毕竟这是《密码》的主题论点。

以下图例和内容并没有被《密码》引用,但文一教授很快为本文提供。这类实例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

牛顿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也是同时代人用炮弹(铁球)实验来验证的。摘自常征,火药改变世界,华龄出版社,2021年5月一书的封面。该书就是文一教授写了八千多字强力推荐的专著。

牛顿的同事,三一学院院士,普卢姆讲座天文和实验哲学教授罗杰·科茨为第二版写的序言中提到“伽利略(Galileo)曾证明,抛出的石头沿抛物线运动,它之所以偏离直线路径而走这条曲线是因为石头指向地球的重力,即因为一种隐秘的质”。显然,不能因为其用的词是“抛出的石头”就认为它与炮弹没有直接关系。这表明了牛顿所写的书受到伽利略(Galileo)研究弹道问题的密切影响。为读者研读方便,我直接将牛顿写的第一版序言与罗杰·科茨为第二版写的序言摘录出来分别成文,与我写的本文一起发表。如果有想深入了解的读者而又一时找不到牛顿原著的可以参见这两篇《原理》的摘录。能够读这些序言的,说明很可能都是学术水平相当高的读者。

3.解决笛卡尔以太涡旋论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原因

涂院士在“涂文”中认为“牛顿研究的动力,是要证明笛卡尔的涡旋宇宙论不符合观测事实,不符合开普勒的定律。推翻现有的解释天体运动的以太涡旋假说,就可以为牛顿新的宇宙学说开辟道路”。涂院士的这一观点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却是有些狭隘、仅从自己专业角度看问题的。详细地、仔细地阅读一下牛顿第一版序言,与罗杰·科茨写的第二自版序言,才能全面地理解为什么牛顿要写《原理》这部伟大著作。他是从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并且要统一解释一切事物的一般运动角度出发,来写这本书的。如果仅仅是为解决笛卡尔的涡旋宇宙论的问题,那就变成另一个托勒密与哥白尼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天文学著作,而不是经典力学著作了。所以,解决笛卡尔以太假说为基础的涡旋宇宙论,只是其动力之一,而不是全部,并且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资助和鼓励牛顿出版这本书的哈雷,最初只是想让牛顿计算哈雷彗星轨道,这也是其动力之一。那么我们需要理解到的是:为什么牛顿要建立起一个如此广泛理解世界一切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它是一门自然哲学,而远不止是天文学或宇宙学。所以他的书名是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不是说《天体运动的数学原理》。一个关键词是“自然哲学”,另一个关键词是“数学原理”。理解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理解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牛顿的境界是何等之高。他的理想远远不止是星辰大海,而是要解释“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并且全部是用欧氏几何来进行无比优美的、完全统一的数学解释,将一切的规律,最终全部逻辑还原为最简单的几个基本公理。

涂院士在“涂文”中认为:不是“炮弹砸到无数英国人脑袋上”,而是大彗星从“无数英国人脑袋上”飞过,直接否定了笛卡尔的涡旋宇宙论,为牛顿创造新的宇宙学扫清了道路。可是,大慧星远远不止是从“无数英国人的脑袋上”飞过,也从无数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头上飞过了。中国人对哈雷彗星的记载,最早可上溯到殷商时代。“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淮南子·兵略训》)据张钰哲推算,这是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回归记录,比西方最早的记录早了228年。从公元前613年到20世纪初,汉文古籍中一共有31次哈雷彗星的记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慧星从无数英国人脑袋上飞过就产生了牛顿力学,而从无数中国人脑袋上飞过了几千年,也没有产生牛顿力学呢?显然,涂院士的说法无法成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科学理由。至少,用从中国传入欧洲的火药和由此带来的战争方式变革来解释,就没有涂院士的解释会遇到的这一逻辑困难—— 很简单,虽然大慧星每76.1年都会从地球人头上飞过一次,都重复几千年了,但以前仗没打到这个程度。所以,从头上飞过的次数再多也产生不了牛顿力学。

当然,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涂院士对更多直接证据的批评和要求,这个在《密码》一书中有提升之处。建议文一教授在《密码》后续再版时可以适当增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内容。

四、笛卡尔的以太涡旋理论与牛顿力学的关系

虽然前面我们对涂院士“该文”中对笛卡尔的以太涡旋理论与牛顿力学的关系的观点有保留意见,但不影响我们认为“该文”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和描述,如一些原始证据,像《原理》的手稿和第一版英文封面等,非常值得读者把它当作一段科学史科普读物来阅读。此处只是做一些细小的补充。牛顿力学出现后并没有让以太这个概念完全消失,直到19世纪末,物理学界依然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真空中光的传播介质来理解。迈克尔逊·莫雷干涉实验就是想验证这个假说。最后导致了相对论的出现,“以太”概念终于完全退出物理学领域。但是,到了20世纪,以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算法(CDMA/CD)建立的局域网被称为“以太网”。它反倒在信息技术领域“借尸还魂”地更加广为人知。

五、科学研究的动力与主体误差的关系

一切认识的动力都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推动认识活动的进行,二是有很可能成为一种主体误差来源。因此,一切动力都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由此引入的主体误差问题。从大的方面说,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自社会需求与科学内在需求两个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两种需求有可能存在矛盾,但也可以是统一的。例如,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以芯片为中心的科技战,中国推动芯片发展的动力真不一定足够。虽然国家早就出台各种政策想扶持芯片业的发展,可是有现成的成熟和先进芯片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冒那么大风险自己开发芯片呢?但美国的科技战以全行业死亡的压力,迫使中国不再有任何认识上的犹豫,并且推动中国更清楚认识到了基础科学和纯科学研究的价值。一切战争都是强度最高的动力,这种动力是可以转化为很多有益方面的。再次强调,动力越多越有动力。

不能为了获得国家对纯科学研究的支持,就将某些观点简单地极端化,以此直接抬升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六、研究科学规律的价值——正确的问题是什么

研究科学革命的规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它的重要性远不只是如何确定政府科研经费的拨付比例,而是具有极为现实的、对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战略意义。讨论前两次科学革命如何发生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后悔,去陷入无止境吃后悔药的境地,而是要充分理解到只有第三次科学革命才是我们的菜,才是我们应当最充分抓住的历史机遇。我们该如何去引导这一场新的科学革命,才是今天每一个中国学者们应当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的使命。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比所有的历史巨人们都看得更远,这才是我们应该做、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 涂传诒:“火药导致牛顿革命的说法,不是历史事实!”,微信公众号“科学的历程”,2022-05-13。
  • 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1年12月。
  • 汪涛:“对科学革命全新视角的解析——读文一教授《科学革命的密码》有感”,微信公众号“纯科学”,2021-12-11。
  • 涂传诒:“大学、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回答李约瑟之问”,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 2019-10-24。
  • 涂传诒:“发展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对策建议”,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2016-4-13。
  • 涂传诒:“纯基础研究的目的、经费来源和组织实施”,《科技导报:中国科协年会专刊》, 2019年 6 月 30 日。
  • 涂传诒:“评《中国科学报》文章 ‘中科院解决卡脖子问题靠不靠谱?’” ,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2020-10-07。
  • 汪涛:《实验、测量与科学》,东方出版社,2017年7月。
  • 汪涛:《生态社会人口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 涂传诒:“杂谈-是量子计算,还是光学实验?”,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2020-12-21。“涂传诒阅读笔记”,2020-12-14。
  • 涂传诒:“对‘九章-光量子计算机’” 的理解 ,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2021-03-03。
  • 涂传诒:“杂谈|《九章实验不是计算》论断的证明——对九章作者对我对其文章质疑回复的回答”, 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 2021-04-26。涂传诒,2021年4月4日。
  • 赵广立:“如何看待涂传诒院士质疑‘九章’不能显示量子优越性?”, 微信公众号“本来科技”, 2021-01-02。
  • 陆朝阳、潘建伟:“‘九章’作者对涂传诒先生等若干网络评论文章的回复| 争鸣”,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2021-03-17。
  • 涂传诒、李连达:“两院士理性辩论中药:目前流行的“西病中治”合理吗?”,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2016-12-17。
  • 涂传诒:“杂谈|涂传诒院士:让十亿国人看病报销在医保,自费调养在同仁堂”,微信公众号“pku空间所”,2020-09-21。
  • [英]艾萨克·牛顿著,王克迪译,袁江洋校:《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 常征:《火药改变世界》,华龄出版社,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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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本文2022年5月16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与涂传诒院士商榷,再论科学革命问题),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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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学需实事求是,而不是精神胜利法 | 袁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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