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網 金融财经 “基金赚钱、基民亏钱”,全是基民的错?

“基金赚钱、基民亏钱”,全是基民的错?

截至2022年3月末,我国公募基金投资者数量达5.41亿,其中,权益类基金(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投资者达1.85亿。

当公募基金走入老百姓的理财生活,“基金赚钱、基民亏钱”这个行业老问题也就愈发重要:若多数基民不能从基金投资中获得真金白银的收益,基金行业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壮大。

全是基民的错?

就2022年一季度而言,绝大多数基民都是亏钱的,因为基金也在亏钱。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主动权益型基金跌幅中位数17.76%,主打稳健投资的“固收+”产品平均下跌3.07%,一向以稳健著称的银行理财也屡现破净。

基金亏钱导致基民亏钱,这是正常的,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基金赚钱、基民亏钱”的反常现象。

数据显示,2006-2020年的15年间,偏股型基金指数累计涨幅1295%,年化收益率超过19%,但基金业协会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自投资基金以来盈利的客户仅占41.2%。偏股型基金的长期年化收益高达19%,但近60%的基民自投资以来却是亏钱的。这一反常现象便是被广泛讨论的“基金赚钱、基民亏钱”。

问题是清晰的,但在讨论解题思路时,很多人都指向了投资者教育,潜台词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这个问题便能有效解决。归根结底,这是把锅推给了投资者的不成熟和不理性。

据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携手中国证券报发布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显示,基民盈利水平与持仓时长高度正相关。数据显示,持仓时长小于3个月的基民平均收益率为负,盈利人数占比仅为39.1%;另一个极端则是,若持仓时间超过十年,基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117.38%,盈利人数占比达到98.41%。

据此,报告得出一个公式:基民投基收益=基金损益+基民行为损益。拉长时间,基金损益为正,在这个意义上,基民亏钱是其错误投资行为的恶果。

单看逻辑推导似乎是成立的,但把锅甩给基民的非理性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举例来说,在讨论青少年游戏沉迷问题时,所有原因都可或多或少归结为“青少年缺乏自制力”,但仅仅呼吁青少年提高自制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样的,为有效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亏钱”的难题,仅仅呼吁基民长期持有是远远不够的。

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该负什么责任?

基金公司被广为诟病的一点是“牛市高点发基金”,充分利用基民追涨杀跌的人性弱点,发行规模上去了,基民成了高位接盘者;基金销售平台被诟病的则是“什么热卖什么”,喜欢按照近期业绩排名向基民推荐基金,冠军基金大卖,基民却常常高位被套。

背后的原因是典型的利益导向,源于收入层面的“屁股决定脑袋”。

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两块:交易环节的申(认)购赎回费,保有环节的基金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申(认)购赎回费与交易规模正相关,主要由基金销售机构收取;基金管理费与基金保有量和结构正相关,在基金公司和基金销售机构之间进行分成;销售服务费主要针对后端收费产品,由销售机构收取,与保有量正相关。

2021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管理费总收入达1426亿元,同比增长52.0%;其中,非货币基金管理费收入达1182亿元,同比增长61.8%。从分成结构上看,28.6%的管理费以尾随佣金的形式返还基金销售机构,剩余部分成为基金公司落袋的管理费收入。

从收费性质上看,无论是交易环节的申(认)购赎回费还是保有环节的基金管理费,都只与规模相关,与基民赚钱亏钱无关。结果必然是,当基金规模与基民赚钱不能兼得时,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更重视规模,甚至会为了做大规模有意利用基民追涨杀跌的人性弱点,变相割韭菜。

典型做法如芯片大火后发芯片基金、新能源大火后发新能源基金、消费大火后发消费基金、医药大火后发医药基金……当一个板块大火后,估值已处于高位,具有较大的向下调整压力,基民受诱导高位入局,最终被套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大火的板块通常能高位运行一段时间,基民会享受一段账面浮盈期,之后行情迅速逆转,账面浮盈变浮亏。一旦深度被套,基民会后悔自己没有在高点止盈,这种后悔心理会在其后续操作中得以体现,加剧其“把基金当股票炒”的错误行为。

就投资而言,买在低点是第一要务。只有买在低点,才能确保账户在较长时期内有账面浮盈,账面浮盈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应对短期波动,从而实现长期持有;相应的,买在高点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剧投资者的短炒行为。而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基于规模最大化的种种操作,却常常让基民买在高点。

基金经理有没有责任?

这两年,市场兴起了一股基金经理“造神潮”,粉丝文化一度大行其道。好的一面是让优秀的基金经理得到追捧,良币驱逐劣币;不好的一面则是一旦基金经理出圈,就容易成为基金公司做大规模的工具,表现为不停地发新产品,无限制地扩大管理规模,全然不顾基金经理的最优管理上限。更有甚者,机构还会主动下场“造神”,借鉴娱乐明星打造人设的玩法,包装出一个又一个“明星基金经理”。

明星基金经理受市场追捧,大量资金蜂拥而入,推动其所管基金规模节节攀升。但规模本身对基金经理是一种“诅咒”,会极大地限制其发挥空间,也会实质性影响基金业绩,于是,追逐明星基金经理的基民再次成为造神运动的“受害者”。

投资界有句话叫“规模是业绩的敌人”,巴菲特和芒格常常拿这句话向持有人进行风险提示,提示他们要降低对伯克希尔股票的收益率预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规模太大时,基金经理可选择的投资范围就大大缩窄了。

对一只基金来说,若看好一只股票,持仓5%以上才有意义。对于一只总规模500亿的基金,5%的持仓对应25亿的市值。对于自由流通市值小于250亿元的股票,25亿市值占比已超过10%,交易本身会对股价产生重大影响,交易操作会有诸多不便。对这些大基金而言,只适合在自由流通市值大于250亿元的个股中进行选择,而当前A股上市公司中自由流通市值超过250亿的公司仅有212家。

换句话说,总规模超过500亿的公募基金,A股可选的投资标的只有200多只,剔除中长期前景不好的传统行业龙头后,实际的可选标的要少得多。可选标的的限制,自然会影响基金业绩。

此外,有时候基金经理对业绩的过度关心,也会与基民产生利益冲突。

1965-2021年的56年间,巴菲特以年化20.1%的收益率在投资界封神。于是,少数对职业生涯有强烈追求的基金经理希望自己也能保持长期20%左右的收益水平。怎么实现呢?基于历史回溯,只要是低位买入的优质资产,长期持有就能够给基金经理贡献20%以上的年化收益。

举例来说,若基金经理有幸在茅台300元/股时买入,当茅台股价上涨至1500元以上的高位时,无论茅台股价怎么调整震荡,该笔投资的长期年化收益率都很牛,基金经理根本没有调仓动力。

面对这种情况,低位布局的基金经理可以耐心持有,高点买入的基民却是另一个感受。面临持续的调整与缩水,基民不堪压力,陆续割肉逃离,结果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亏钱”。此时,全然甩锅基民显然不妥,因为基金经理为追求长期业绩,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产品短期波动性的管理。面对不加管理的大幅回撤,一味要求基民提高风险承受能力,既不现实,也有失公平

还有一种情况更加普遍,某种程度上性质也更加恶劣,即基金经理为了追求短期排名而赌行情,追求极致风格,全然不顾投资者的承受力。如基金经理认为新能源板块将迎来一波行情时,便全仓新能源股票,赌对了,说不定拿个年度冠军,名利双收;赌错了,不过是业绩排名不好看而已,真金白银的损失主要由基民买单。收益与损失的不对称,会激励基金经理频频做出有损基民利益的极端操作。

求人不如求己

发现问题简单,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近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行业发展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正确处理好规模与质量、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切实做到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共进步。

基金业态有多方参与者,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关切,要在多重目标约束下寻找最优解,就需要参与各方做出适度妥协。《意见》的出台有望推动各方围绕投资者利益做出妥协,如要求销售机构践行“逆向销售”,纠正基金经理明星化、产品营销娱乐化、基民投资粉丝化等不良风气;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则要摒弃短期导向、规模情结、排名喜好,将投资者长期收益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等。

随着《意见》的落地,基民会面临更加友好的投资环境。不过,各方妥协带来的生态优化是动态的,也是渐进的,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就投资者而言,与其坐等公募基金生态逐步优化改进,不如先从提高自身的投资“财商”做起。毕竟,最关心基民利益的,还是基民自己。就这一点而言,求人不如求己。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文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公众号“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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