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網 金融财经 钢铁人必读重磅:“沙钢之路”,沈文荣的钢铁梦

钢铁人必读重磅:“沙钢之路”,沈文荣的钢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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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为什么沈文荣能获得如此出色的业绩?

文 | 沈石声 来源 | 节选自《沈文荣的钢铁梦》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钢铁工业是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的支柱产业,又与原材料供应和运输条件两大因素紧密相关。我国的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发展,无不与这四大条件相连相关。

资金,最为重要

先看鞍钢。地处煤海和铁矿山之中,鞍山地区已探明铁矿石储量约占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周围还蕴藏着丰富的菱镁石矿、石灰石矿、粘土矿、锰矿等冶金工业难得的辅助材料。中长铁路穿过市区,邻近的大连港、营口港、鲅鱼圈港与海外相通。通过几代鞍钢人的不懈努力,成为我国的钢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改革开放后,先后获得数百亿元的股票上市融资、债转股以及重点技改资金低息贷款,使得老钢都再获新的动力,2014 年达到年产钢3434.8 万吨。鞍钢的另一“产品”,是向众多的国有钢铁企业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为我国众多国有钢铁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条件。

再看武钢。是清朝后期的大冶铁矿基地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其1.7 米轧机项目是“文革”中毛主席拍板、周总理指挥的唯一重大项目。也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获得数百亿元“三项重大资金”后,跃上千万吨级钢铁企业行列的,2014 年产钢3305.29 万吨。它坐落“九省通衢”的武汉市东郊的长江南岸,拥有宝贵的长江水运条件。

安徽省的马钢。也是在拥有铁矿、煤矿及长江水运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同样在“三项重大资金”支撑下,于2006 年达到年产钢1091.24 万吨,2014 年产钢1890.29 万吨。

中国钢铁业的“大哥大”宝钢。众所周知,其数百亿元的巨额创建资金来自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尚处于“囊中羞涩”的国库,是“全国人民支持的宝钢”。而其后获得的国有企业“三项重大资金”的份额也独占鳌头。国家投入宝钢的资金早就超过了千亿元,2014 年宝钢的年产钢达4334.67 万吨。宝钢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首家拥有优越的海运条件,拉近了与原材料和市场的距离,促使宝钢有效地融入国际化经济。

其他重量级国有钢铁企业如包钢、唐钢、太钢、攀钢及邯钢,也都是在丰厚的或特有的原材料基地上建立起来,也都是得到了“三项重大资金”支持后跃上大型钢铁企业行列。至于首钢,则是国家投入近千亿资金,迁到拥有海运条件的曹妃甸,亦迈入千万吨级钢厂行列。

细析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应是资金,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国外也是如此,无论是韩国的浦项,还是日本的新日铁、川畸;无论是美国的纽柯,还是欧洲的阿塞洛,不是国家投资,就是银行借贷。而印度米塔尔兼并欧洲阿塞洛,则完全是资本运作。外来资金的划拨和借贷,在钢铁企业尤其是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几乎成为钢铁企业发展中一个铁的规律。

打破这一规律的唯有中国的江苏沙钢集团,这不是它主动打破的,是“被逼”打破的,因为沙钢集团在发展中没有得到国家拨款,没有获得股票上市、债转股以及重大技改低息贷款的优惠。前期二十八年几乎没有获得银行固定资产投入贷款,主要靠自己筹资,以滚雪球形式自我发展起来,而且是高速发展起来。用了三十年时间发展成千万吨级钢铁企业,这在国内唯一,在国际上也没有!

其实沙钢也得到过银行支持。一是1989年的“永新”项目,在香港方合作者的帮助下,获得中国银行和香港金城银行的1000 万美元的设备贷款。二是在2002 年开始国家银行贷款政策放宽,沙钢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先后贷到了几十亿的宝贵资金,高效率、高质量地搞成了650 万吨板材项目,使沙钢跃上千万吨级的规模和水平。虽然前者是境外合作者所为,后者为“迟来的爱”,但也足以看到资金在沙钢的发展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也足以见到沙钢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水平。

从结果看,沙钢的发展是个奇迹,从过程看,沙钢之路给人们留下许多深深的思考。

在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小平同志又派出了谷牧率领的考察组,到西欧考察了好几个月,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原因是什么。他还亲自到日本访问考察,进行第一手调研。

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之中时,他们已总结出了两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原因。一个是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无辜平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挫伤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个致命原因,就是沿袭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那套做法,使生产关系严重地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挫伤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对于第一个“挫伤”,中央很快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的重要战略决策,并随之进行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对数十万“右派分子”的平反,以至对整个历史时期一切“左”的观点和错误做法的“拨乱反正”。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那套“极左”思潮和行为,就如过街老鼠那样不得人心。虽然其思潮还时有泛起,但总体上看已不成气候。

对于第二个“挫伤”,中央做出的决策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将国民经济的发展,由计划经济改变到遵循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轨道上去,分配制度也要由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劳多得”改变。开放,就是积极引进外商、外资和国外的项目,以补充资金、技术的不足,进而引入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同时为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化创造条件。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艰难的过程,但是,在邓小平的英明指挥下,还是比较快地、强有力地向前推进,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沙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以发展壮大的。

正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国有企业、不列入国家计划序列的沙钢,得不到当时几乎全是计划供应的煤、矿石等钢铁工业主要原材料,更买不到从高炉到转炉的主要钢铁生产设备,只能搞些小电炉,以废钢和大厂丢弃的冷条做原料,小打小闹搞些低级建筑钢材。

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逐渐放开从原材料到钢材的计划供应,放开了钢材的计划价格,才使沙钢从5 吨电炉发展到10 吨、20 吨,从生产普通的圆钢到螺纹钢、窗框钢,并在窗框钢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占据了全国70% 以上的市场份额,赢得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桶金”。

这“第一桶金”是国家推行“改革”的结果,而让沙钢“插上腾飞的翅膀”,则是“开放”的结果。

沈文荣早就向往国外先进的短流程生产线,可是,国家没有相关开放政策,只能是“空想”。正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国家做出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大力提倡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中华大地吹拂了开放的春风。沈文荣就是沐浴着这股春风,于1989 年开始,得以从国外引进“第三次革命样板”的“短流程”项目。开放的春风越吹越强,沈文荣引进的步伐越来越大,引进项目的水平越来越高。“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事情想都想不出。”沈文荣如是说。

在同样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为什么沈文荣能获得如此出色的业绩?这就是因为沈文荣领悟改革开放精神的内涵,领略市场经济的真谛,探索出正确的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只有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国家改革开放是一步步开展,一步步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之中。当沙钢还没有享受到国有企业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时,尤其是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时,沈文荣没有怨天尤人,也不是止步不前,更不寻租权力,走旁门邪道,而是充分运用现有的方针政策,挖掘一切潜力,脚踏实地

地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开拓前进。从而创造出一个个发展高招。

高招之一,就是瞄准规模效益,走专业化、集约化之路。

这是没有计划调拨权益的集体企业,在发展初期采用的发家本领。沈文荣深知,在刚刚开启的市场这个大赛场上,与国有大企业竞争,不可能取得“团体冠军”,那就力争拿个“单项冠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沙钢早期的“钢窗料之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选择的正确:只有捏紧拳头专做大厂不愿做,小厂又做不好的钢窗产品,走上专业化、集约化道路,才能不断提高、发展、壮大,夺取全国单项冠军,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这一招看似浅显简单的发家本领,却被沈文荣用至今日,屡试不爽,成了看家本领。沙钢电炉生产的钢材,虽然相当部分仍为建筑用钢,以及中档的金属制品用钢,然而,三十多年来,沈文荣将电炉钢发展成年产700 万吨的规模,长期牢牢占据着“全国冠军”的地位,而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由于这两类钢材的市场需求的迅猛上升,利润空间不比高档次的板管材低,沙钢因此而赢得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高招之二,就是瞄准可持续发展,走正确处理分配与积累关系之路。

在当厂长之初,沈文荣得改革之力,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制订和不断完善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分配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许多喜人的成绩。这也是沙钢获改革之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即,沈文荣为了沙钢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根本利益,从沙钢的实际出发,不断科学地调整分配与积累的比例,保证了沙钢的可持续发展。

沈文荣深切地感悟到,许多兄弟钢铁企业之所以先后倒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生产与投入、分配与积累的关系。那些倒闭的兄弟企业,往往在企业形势好时,过多地分配给个人,有的甚至吃光、用光、分光,没有留足足够的技术改造、发展生产的资金。对集体、民营企业而言,这方面的资金得靠自我积累。因而,尽管沙钢的经济效益在同行业、同地区始终是名列前茅,其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水平都不是最高的,只是处于平均水平的稍稍偏上。年年有所提高,并不迈大步。

直至今天,沙钢的人均创利税、人均产钢量均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而全厂职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国有大厂的一半水平。

这样做的结果,对沙钢在自我筹资发展中的强力支撑,对源源不断的沙钢式的技术改造,对沙钢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其作用毋庸置疑。

所以,沈文荣说,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好气候,就没有今天的沙钢。这话发自肺腑,实事求是。

所以,徐匡迪对沈文荣说:“你要好好感谢邓小平,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才有今天的沙钢。”这话一语中的,实事求是。沈文荣充分用足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方针政策,没有迟疑,没有浪费。

在科技创新中快速腾飞

沙钢的成功,还在于沈文荣从“主政”开始,就对科学技术顶礼膜拜,奉为至宝。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对“知识就是力量”印象深刻,才有了这个农村小青年,与锦丰镇上的“大知识分子”、中学老师陆洪才成为忘年交的佳话。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使得已经当上沙钢“二把手”的沈文荣,也发出了“科学的春天来了”的强烈共鸣。对设备技术落后的沙钢,前进的目标已经清晰。

沙钢前进的目标,就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而引进的目标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设备与技术。这样才能跨越式地改变沙钢落后二三十年差距的局面。因而,沙钢在短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个作坊式小厂,迅速成为世界一流水平设施装备的千万吨级现代钢铁企业,犹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缺技术少人才的沙钢怎么才能真正做到依靠科技进步呢?他们从国内外钢铁产业的实际出发,率先走出了“引进—消化吸收—改造创新”之路。这是一条行之有效,卓有成效的“捷径”。从75 吨电炉开始,到90 吨电炉,到先进的炼钢、连铸、连轧的配套,到买进一个长流程的综合钢厂,使科技创新的战略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这中间成功的关键有两条:一是引进的项目一定要选准;二是引进项目不能照搬照套,而是一定要消化吸收,落实到改造创新上。

在引进项目的选择上,沈文荣始终坚持要从本厂实际出发,要瞄准市场需求这两条,使沙钢的引进项目,个个成功,项项创效。

而要做到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则必须破除对国外的迷信,树立自尊自信。他们在决策、引进、设计、建筑安装、新设备操作等各个环节上,当主人不当奴隶,处处贯穿了消化吸收、改造创新的精神,因而才有了“第三次革命样板”及“亚洲第一炉”引进成功的壮举,才有了75 吨电炉和90 吨电炉生产线的实际产量大大超过设计产量的罕见成绩,才有了建高炉专供电炉的热装铁水新工艺,才有了高炉与转炉的铁水“一包到底”的“界面技术”的成功,才有了以少有的低代价引进二流水平的旧设备,将其改造成一流水平长流程,年产钢能力达650 万吨综合钢厂的奇迹……

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国内率先或唯一的,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或少有的,使沙钢从中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其依靠自筹资金跃上千万吨级钢铁企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沙钢的科技创新,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管理:瞄准成本最低化,走科学管理之路。没有资金支撑的集体、民营企业,办企业可谓如履薄冰。奋力拼搏挣钱的同时,还得千方百计降低成本。这就得靠管理,靠脚踏实地的科学管理。

在某种意义上看,沙钢就是靠管理起家的,靠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人的定额管理,其实绩与个人的收入挂钩。这种既土又实在的管理办法,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执行,几十年如一日地落到实处。这种管理办法,随着生产的提高、设备的更新、新岗位的设置,不断地修订、增加、完善,与时俱进,干部职工人人都有,而且厂级领导与其分工的车间、部门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有生产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指标。这一切,使得这一独特的管理制度,不仅管出了效益,使沙钢电炉钢及材的各项主要技经指标长期保持全国领先、世界先进的水平,而且管出了精神,管出了独特的企业文化,管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从根本上抓好了生产成本的最低化。

沙钢另一方面的重要成本是项目投入的成本,同样做到了全国同行业中的最低化,全世界同行业中的最低化。这中间沙钢没有什么秘密武器,而是众所周知的方法:招标

沙钢的招标,是极其严格的招标,是不讲情面的招标,是不畏权贵的招标,是不惧洋人的招标。总之一句话,一切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办。本书前面举到的有关故事和事例,尤其是引进“润忠”生产线时,与外国设备供应商的招标做法,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沙钢的严格而认真的招标做法。因此,同样一个项目,沙钢的建设成本只有国内其他厂的1/2、1/3、1/4 甚至更少,比国际先进企业也少得多,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家

沙钢成功的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因是领导班子的长期稳定,几十年如一日地延续稳定。几十年来,这个领导班子只有不断充实,不断加强,没有大起大落,大变大动;只有团结奋进、相互配合,没有拉帮结派、你争我斗;只有以身作则、无私奉献,没有自由散漫、以权谋私。这样好的班子的形成,全靠好的领头人沈文荣——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家。

无私心的奉献精神

毛主席在对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六十寿辰时的祝词中,有个遐迩闻名的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沈文荣无愧于这样“最难最难之人”的称号,他每年除了大年夜与父母全家、年初二与岳父母全家相聚一次外,几乎天天都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天天都是黎明即起、深夜方息。他奋力拼搏,殚精竭虑,损伤了健康,拼出了一身病痛。几十年如一日。

1989 年以前,沈文荣身体的健康与强壮在沙钢无人比得上。他身材高挑,体型伟岸,风度翩翩。在引进75 吨电炉连铸连轧生产线的690 多个日日夜夜以后,过度的操劳,致使疾病缠身。这时正是“永新”投产、“润忠”破土时际,他说什么也不肯外出看病。直到1994 年病情加剧,才到最近的一江之隔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子戴上三顶“帽子”:高血压、痛风、冠心病合并房颤,已过了电击修正的时限。专家嘱咐无论如何要治疗休息。但他只是稍稍休息了几天,又投入到更繁重的工作中去。

这样,病情自然越来越严重,又出现了脑部的轻度缺氧,晚上睡觉不能长时间平躺,往往因缺氧而突然跳起来,脸色发紫,只能靠在床上坐着睡。几年中,夫人陈红华就这样伴随着他一起度过了一千多个半睡半醒的夜晚。而他出差在外,则是驾驶员陆志忠伴随着睡一个房间。小陆对笔者说:和沈总睡一个房间,等于没睡一样。我白天还好在车子停歇时睡一睡,沈总却是从早忙到晚,他怎么不困的呢?

其实他同样也乏困。有时在部下向他汇报工作时,甚至在接待来宾,对方长篇叙述时,他会打起瞌睡。有时坐在主席台上开会时(这期间他先后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也常常会打起呼噜。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以抓会风严格而闻名,被称为“秦始皇”。哪位科局长迟到,他会让他站在会场中央反省而毫不留情。然而,每逢沈文荣在主席台上打呼噜,他却用爱怜的眼光看一看后说:“他是有病啊,让他休息一会吧!”麦克风传出了“秦始皇”如此话语,令人意外,也使沈文荣“拼命干事业”的精神震慑了大家的心。

直到1999 年实在拖不下去了,这时候“再创一个新沙钢”也尘埃落定,他才“被逼”到上海治疗,进行咽喉气道扩容手术。他不许陪同的厂医务所副主任施建智告知市委和厂领导,包括亲属。他让施医师在手术单上签字,施建智只得照办,手发着抖将字签好。施医师对笔者说:“这个手术虽说不大,但最怕咳嗽,手术中一咳嗽就会出危险,而且时有这种手术失败的病案。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沙钢五千职工交代。”手术中果然发生了两次危险,幸而都及时抢救过来。手术成功后,沈文荣终于睡上了正常人那样的睡眠。

然而,好景不长,这时,他又瞄上了多特蒙德市的蒂森克虏伯公司的凤凰钢厂,拉开了沙钢发展史上“淮海战役”的序幕。他把医嘱丢到脑后,投入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中去。于是,南通医院戴上的三顶“帽子”越来越重,在高血压高血脂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高血糖。他一面大把地吃药,一面仍然大步地迈向会场、工作现场和机场,坚持不下“火线”。“这么重病的人还能挑这么重的担子,大概是坚强的毅力在支撑吧!”施建智医师感叹地说。

如此相安无事了几年。2006 年初,沈文荣因为长期服用痛风药而损伤了胃壁,突患胃出血,出了三天血,他脚软得如踏在棉花上,一点劲也没有。此时正逢“凤凰东飞”项目尘埃落定,他才放心地又“被逼”到上海治病,医院专家们对他进行了全身检查诊治后对他说:痛风药可以调整,胃出血也可以治好,与“三高”相比,这些只是次要问题。他们要沈文荣一定重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以及冠心病,一定要认真服药,降低工作强度,注意饮食结构。

沈文荣也真是个“福将”,两次在关键时候治病,都是在两个决定沙钢命运的“大战役”尘埃落定之后。这一次他老老实实地住了一个月,也认认真真地回顾总结了自身的疾病,以及思考以后对疾病的态度。出院后他立即调整工作部署,摆脱以往繁重的具体管理事项,成立董事局,专职董事局主席,只抓财务审核、干部培训、资本资产运作三项工作。

虽说摆脱了纷繁的事务性工作,可是家大业大,新课题层出不穷,这“三大任务”也忙得够呛。沈文荣一面认真地按时大把地服药,一面仍然坚决地夜以继日地忙于多项重大事务。“十一五”规划的制定,淮钢、安钢、永钢等的成功兼并,钢铁研究院的高速而有效的筹办,国内外原料基地的扩大,200 万吨宽厚板项目的热调试成功……一个又一个的漂亮成果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涌现出来,而他脸上的病色却在逐渐褪去,精神也越来越足。这期间厂医务室已扩展为医务所,密切跟踪他身体状况的厂医务所所长杨浩初感到奇怪:难道人的精神真能治病?

确实,精神能影响病情的走向。这期间沈文荣的心情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因为沙钢已经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厂,跻身中国五百强、世界五百强;沈文荣在业界从常被挤兑和“整肃”的对象,转为公认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从在厂内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转变为到北京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会议上,向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汇报的企业家。这期间的沈文荣心情愉悦,神采飞扬。

然而,精神并不能治病。沈文荣身上新的疾病又接踵而至。因为沈文荣并没有稍稍懈怠,他仍然七时上班,深夜方寐,他仍然没有节假日。因为形势变化不测,问题既多又新,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不仅是钢铁的,还有金融的。沈文荣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透支体力,又一次损伤了他年逾六旬的身体,他患上了背部疼痛的疾病,且日益加重,日不能安,夜难以寝。

经过多方辗转求医,终于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这一疑难杂症,西医不能根治,一般的中医也收效甚微。笔者获悉,国内有三位国医大师能克此病,北京中医院的王为兰老与焦树德老虽寿过九旬,却在不久前先后驾鹤西去,只有南通中医院的朱良春老还健在。朱老当年九十四岁,诊治过数百名该病患者,却没有像沈文荣这样年龄的。排除了遗传原因,他感叹沈文荣的这一病痛,是长期透支体力而导致的免疫力紊乱所致。所幸国外又研制成功新的生物药剂。中西医合作终于治愈了这一疑难杂症。沈文荣的高强度工作节奏依然如旧。其实,他在患病治病期间,也是强忍病痛,没有中止这一节奏。

这种牺牲、奉献精神,往往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才会出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只有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少数工人典型。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在厂长、企业家尤其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家中,像沈文荣这样拼命的可能为数不多。是什么样的动力始终这样强有力地推动他?笔者似乎逐步明显地感受到,他是为了中国成为钢铁强国的钢铁梦早日到来,而如此不遗余力地竭尽全力!

无止境的好学上进。

优秀的企业家不但要奋力拼搏,更要拼搏在点子上,这就要求企业家具有较强的把握全局科学决策的能力,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的能力。近三十年来,沈文荣做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无一失败,堪称业界的奇迹。

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一位第一学历是厂办中技学校的毕业生,最多为中专学历,则更是令人惊讶。可是,在如今,无论是职称评委还是专家学者,对沈文荣拥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的职称,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看中的是沈文荣撰写的那些重量级的论文,更看重的是他那具有神来之笔的领导艺术和宏伟的业绩。这一切源自于沈文荣孜孜不倦的好学上进,如饥似渴地汲取各方营养,从而使自己的学识、水平、能力得以迅速提高!

为什么沈文荣的学习效果有如此之大呢?细析下来,似乎有这样三个原因。

一是有一个自感不足而又永不满足的强烈意识。

沈文荣深感自己知识不足,求知若渴地向书本学、向同行学,向专家学者学、向他碰到的有一己之长的人学。因而,他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老师”,每天都能吸取有益的营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促使他成了一个知识面广、专业知识精湛的优秀企业家。

尤其可贵的是,在他已有相当成就、相当水平时,仍然保持着这种自感不足的“危机感”,越朝前走,这种意识越强烈。

2004 年3 月,沈文荣率领部分厂级领导及骨干,先后到宝钢、武钢、鞍钢、马钢等国有钢铁企业参观学习,在他们眼前展现的国有钢铁企业,早已不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不景气的景象,许多主要设备也都鸟枪换炮,焕然一新,生产蒸蒸日上,指标日趋先进,而且连厂区车间也都清洁整齐。沈文荣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除了投入成本低,还有什么比得过人家的?”

2006 年6 月,沈文荣率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冶金业商会的工作组到河北、山西、浙江、广东等地的多家民营钢铁企业察看,他看到每个企业都有熠熠生辉的闪光点,使他十分震撼。回来后,他多次在班子会议上说:“不要总以为我们是民营钢铁企业的老大,其实,除了规模、产能比人家多以外,我们担当不起这个老大的称号!”

在进入钢铁业第一方阵后,沈文荣近年又提出了“内学宝钢、外学浦项”的口号,而且脚踏实地地找差距、抓落实。

二是有一套学中用、用中学的科学方法。

儒家的始祖孔子早在2500 年前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倡导人们在学习中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应用。这是一种将有限的知识放大到无限的学习方式,将有限知识的作用发挥到极佳的学习方式。沈文荣在实践中摸索到一套学中用、用中学的方法,体现了孔子倡导的这一精神。拿现在的话来说,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学以致用。

建厂前期,国内涌现了许多企业管理的新理念,诸如:“‘包先生’进厂”、“一包就灵”,还有从日本传进的“松下经验”等,以及步鑫生、马胜利等典型。沈文荣觉得,这些理念和经验确实有其道理和长处,但不能照搬照套。因而,他取其内核,为己所用,根据沙钢的实际,创立出一整套“岗位责任制”,定额、定量、定收入,一用几十年不变,所变的是“额”、“量”的考核标准与内容,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充实、完善。这一“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成了沙钢发展中的一条基本经验。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一些企业改革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使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大幅度提高,还有理论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沈文荣对此不以为然。他从沙钢不断发展,也就是“理论”上的“扩大再生产”出发,从沙钢没有国家拨款、缺少银行贷款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只有掌握好其中的“度”,才能可持续地“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否则,工厂因发展不好而倒闭,就只能满足工人一时的“需求”。这一“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成了沙钢发展中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再如从钢窗料开始的专业化、集约化之路,从“永新”开始的“引进—消化吸收—改造创新”之路,也都是从当时的市场经济理论,与国内外钢铁市场的形势出发,结合沙钢的实际走出的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

学中用、用中学的最高境界应是“融会贯通”了。沙钢率先实施的“国家863 重点成果推广项目——CIMS 计算集成系统工程”,热装铁水电炉炼钢新工艺,将购买世界二流水平的长流程旧钢厂,改造成一流水平的综合钢厂,这一综合钢厂中大高炉——大转炉实行“一包到底”的界面技术等丰硕成果,都是沈文荣对钢铁行业知识的学习达到“融会贯通”后,拍板决策,率领沙钢人苦干、巧干的杰作。

无畏惧地开拓前进。

沙钢在向千万吨级挺进的四次战略性技改的时间,有三次正逢国家宏观调控。众所周知,这“迎控而上”的风险和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他所以能无畏惧地开拓前进,除了无私外,是因为他深刻地领悟了中央的战略决策大政方针的精神,吃透了国内外钢铁行业和市场的“行情”。

沈文荣认为,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发展方面来”,是要以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促进经济加快发展,是要将我国建设成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沈文荣认为,宏观调控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得已而采取的协调手段,以此避免产生投资过度、速度过快的负面效应。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让发展的步伐迈得稳健、健康,即更好地发展。因此,“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家大规模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已有五次,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一同样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性、机制性上的弊端,中央和地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沈文荣认为只有以市场手段为主替代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才能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做到公平公正,使宏观调控真正落到实处。

沈文荣看到,当时的市场形势,国内刚刚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对钢铁有巨大的刚性的需求,那“亿吨是个坎”有失偏颇。

沈文荣看到,中国钢铁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二十年,沙钢落后至少三十年,要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奋起直追,迅速更新换代,要跨越式前进。

沈文荣看到,这种跨越式发展的正确之途是走引进之路。这是一条“拿来主义”的实惠之路,是使钢铁业稳健发展的快捷之路,是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的。

因此,沈文荣认为,最低级的民营钢铁企业的沙钢,最迫切的是将耗能大、效率低的小电炉、小轧机,迅速淘汰、更新,才会从根本上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精神相符合。

因此,才有了四次惊天动地的“引进”工程,这是沙钢发展史上四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四次大规模的技改,使沙钢所有设备都达到了当今世界先进的一流水平,所生产的产品都成了市场欢迎、极具竞争力的产品,沙钢集团也迈上了循环经济的良性轨道,跻身国际国内一流水平的钢铁企业行列。

因此,尽管这四次大规模的技改时间,除了“亚洲第一炉”那次外,都逢国家宏观调控。然而,沈文荣都毅然迈开了其实质与宏观调控内涵一致的技改步伐。

加上引进中独特的高速度,沙钢的这四次战略大技改,几乎“步调一致”地跟上了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赢得了巨大的“市场红利”:

那“第三次革命样板”的“永新”项目,从1989 年7 月动工,1991 年7 月试产成功。年底投产之日,正逢1992 年初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之时,以致“永新”生产的钢材奇货可居。如果拖上几年,这个机遇就会失掉了。

原计划“再创一个新沙钢”的时间是三年,可他们仅用了两年就创了两个新沙钢,年产能从100 万吨增至300 万吨。这时正逢国内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开始,沙钢生产的钢材还没有完全冷却,带着余温就被全部“拖走”。等到其他钢铁企业纷纷再投入时,沙钢已占尽了先机。试想,这200 万吨产能如不破“亿吨钢是个坎”的框框,或按“常规”花上几年时间,这一先机也会同样丧失。

至于650 万吨的综合钢厂更是神了:计划中间的项目还在动工,最早建的已经试产,计划后面的刚刚动工,计划中间的项目已经开始试产。它的三只大高炉,三只大转炉,三条连铸连轧线,以及炼焦、烧结、余热发电、变电站、石灰厂、制气、码头等数十个项目,就是这样像接龙一样梯次投产,最早的仅一年就竣工,全部工程也只用了三年多时间。正因为如此之快的速度,沙钢新增产能又赶上了中国最大的一轮建设热潮。如果按“常规”需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这一轮最大的“甜头”沙钢就“吃”不到了。也正因为如此之快的速度,国家发改委调查组三进沙钢时,该项工程已近70% 竣工,近50% 投产了,这才“逃”过了这一劫。当然,如果怕担风险而不搞的话,这样的收益更无从谈起。

这就是沈文荣敢于这样做的根本原因。

沈文荣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沙钢的投入全靠自身的积累,只有奋力做到成本最低化,力争效益最大化,才能更快更好更多地积累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

沈文荣为什么能这样做?这除了自身的能力外,他还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沙钢的每个项目都得到相应的地方各级政府的审批,从县级市、地级市到省政府。以后的“世纪大搬迁”大项目,也得到当时国务院明文规定拥有审批权的国家商贸部的批准。后来在宏观调控中,国务院将这一级的审批权调整到国家发改委一家。发改委调查组三进沙钢,是发改委和商务部的不协调造成的,调查的结果,他们也认可了沙钢的这一项目。说明沙钢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符合中央大政方针,符合国家调控精神的。

沈文荣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发展是硬道理”精神的,完全符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精神的。所以,他无畏无惧,坚持这一正确的方向不动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无隔阂的干群关系。

沈文荣是工人出身,他当过机修工,炼过钢,轧过钢,亲身感受一线工人的辛劳、疾苦和对企业的直接贡献,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工人的亲切感。当厂长以后,每逢招工,他都是主考官,每个进厂的工人都被他面试过,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在工厂规模不大时,他几乎天天到车间里转一圈,碰到打招呼的工人他都叫得出对方的名字,连新招进来的工人他都说得一个不差。大家都惊叹他有特异功能,其实,除了记性好以外,把工人当亲人是个重要原因。“亲戚的名字难道会忘记吗?”沈文荣如是说。

工厂扩大了,招工面试的事他不可能都事必躬亲。但只要有空,他都会赶去“客串”。他仍然保持经常下车间的习惯,班组长以上的骨干,他仍然个个认识。讲起每个人的特点如数家珍。对每个车间负责人的性格、爱好、能力以至家庭情况他都了熟于胸。他不仅是个有心人,而且能从群众中了解到实际情况,工人们都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

工厂拓展到几平方公里,车间发展到数以百计,职工成倍成倍地增加,达到几千人、上万人,沈文荣不可能与所有工人经常接触。于是,他开始运用特有的接触工人的方式:每天早上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坐在工厂大门前的雕塑前,一面饶有兴趣地看着流水般的上班工人,一面等候需要找他解决问题的工人。这时全厂任何一位职工都可以直接找他面谈,或反映情况,或提出要求,或提个建议等,沈文荣都热情接待,认真处理。只要不出差,不外出开会,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沈文荣说:他们提的问题看起来很小,但对一个工人及其家庭来说,可就是大事,他们一定考虑了好久,鼓足了勇气才会来找你;况且,从中还可了解到工厂各级管理层次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了解到工人们在想什么,对各级干部也是一个督促。这个“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他乐此不疲。

沈文荣认为,真正和职工打成一片,被职工称为“自家人”,还必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作风。沈文荣在家过的是苦日子,进厂干的是“穷棒子办厂”的苦差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几乎与生俱来。可贵的是他当了厂长、总裁、董事长以后,在企业成长为千万巨人、亿万巨人,几十亿,几百亿巨舰以后,在个人经过转制成为中国前几十名的富豪以后,他仍然保持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仍然是一身和名牌无缘的普通衣着,仍然是食堂里粗茶淡饭家常菜,仍然从早忙到晚以厂为家,仍然出差出国不游山玩水,去也匆匆,来也匆匆,仍然认为“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把沙钢做大做强,就是我的最大享受”……

沈文荣还认为,要和职工打成一片,被职工视为“自家人”,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外不搞“寻租”,不走歪门邪道;对己不以权谋私,不腐败堕落。他时刻不忘自己是四万职工中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他可以调动使用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巨资,却从不为家庭、亲属谋私利,从未给“权贵”开过后门、“中过标”,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因而,他在职工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威信,理所当然地被职工们视作“自家人”!

无条件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说到社会责任,有些人认为就是做慈善事业,对公益事业捐款赞助。诚然,沙钢这四十年中,也捐过建学校款、捐过造公路款,为地震等灾区捐款,捐助过希望工程,以及捐助许多社会公益事业等,总额超过了六个亿。

可是,沈文荣认为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办好。企业办好了,才能为社会为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钢材,才能为国家、为地方缴纳越来越多的税金,才能解决四万人的就业问题,并带动至少两倍以上的上下游相关企业的人员就业,才能拿出更多的钱去做慈善事业。

沙钢建在锦丰镇,当地的父老乡亲为沙钢建设做出了诸多奉献。沈文荣强烈地感受到这点,因此,他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二十平方公里内的拆迁、征地的补偿,他丝毫不打折扣,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他敞开大门优先录用,招工年龄放宽到45 岁,厂内70% 的工人都是当地的群众,甚至连失地农民中的几十位残疾人、弱智人员也都招进厂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压力。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决策后,沈文荣深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更重大了。他内心由衷地拥护中央的决策,投入巨资强化、完善环保措施,搞好循环经济,建设绿色钢城。他决心把十里钢城建设成和谐中国中的模范一隅,并使沙钢屹立于世界钢铁之林,为中国成为世界钢铁强国而奉献终生。他觉得这是他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任重道远,责无旁贷!

“沙钢之路”的成功给人的三条启示中,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类。其中前两条是属于客观因素,后一条是属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主要的、关键的。因为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两个条件对任何人、任何企业都是“机会均等”的。只有抓住这种机遇,充分运用这个条件的人,才会使其发挥作用,产生成果。因而,人的因素——在这里是优秀民营企业家沈文荣的因素——才是“沙钢之路”成功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优秀民营企业中,不乏沈文荣那样的企业家,如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同样经受市场经济的锤炼,同样有无私心的奉献精神,同样有无止境的好学上进,同样有无畏惧的开拓前进,同样有无隔阂的干群关系,同样有无条件的社会责任,同样是较长期的稳定地位等等。诚然,沈文荣与从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并不完全相同,他是转制后才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但是沈文荣与他们成长的这些内涵应该是相通的。

这较长期的稳定地位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自身要有作为,把企业办好,而且越办越好。二是有外界支撑,这主要是当地政府的支撑,他们应该是“开明婆婆”,是当今伯乐。

国有企业的领导与沈文荣们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出了成绩就会被提拔,有的不出成绩也会被提拔;他们的发展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得到极大的关爱。殊不知正是这两条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第一条,班子的经常变动,尤其是一把手的频繁更迭,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第二条的“极大的关爱”往往成为“无益的溺爱”。在被“溺爱”的孩子们中,人们时不时听到,哪位国有大企业的当家人因腐败而落马了,哪里的国有大企业的某位主管因“工作失误”而损失几千万元、几亿元甚至更多等事例,就和这种溺爱有着直接的关联。直至如今,这种现象还在延续。

2015 年6 月28 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十四家央企的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这些国有企业流失国有资产有十一种形式,其中六种是可能“正常”的流失方式:前期研究不充分,监管不到位,运营太差,违规操作,买回来闲置,产品太差卖不出去。有五种不太“正常”的流失方式:投资股票失利,赊东西给已经负债的公司,买地长期不用被收回,卖出去再租回来,合同没生效提前给定金。这些方式在沙钢基本没有。

过去有人把国有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道理作为国家支持国有企业的根本理由。其中主要是能解决工人们的饭碗问题,否则社会就不稳定;能缴税纳利,否则国家财政要出问题。然而当大部分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甚至相当部分难以为继以至破产或濒临倒闭,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的时候,它们不仅起不了稳定作用,缴不了税,纳不了利,相反国家要从财政中拿出巨资予以补贴。

这时期,民营企业挑起了这两副担子。至2005 年为止,全国民营企业占全国法人企业的60% 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 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 增量的60%,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 以上,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提供了中国出口的约1/5,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段材料是从《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8 月28 日刊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演讲中摘录的。黄孟复在那次演讲中引用温家宝总理2003 年12 月的一段论述。他说:“简要概括总理的话,就是解除传统体制对人民不合理的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民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总理向世界人民解释的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这也就是我认为是什么改变中国这一重大问题最好的答案、最科学的解释。”

黄孟复认为,正是这些变革,促进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约六万亿元。这是2006 年的数字,2014 年,这一数字已达130 万亿元,民营企业在上述几方面的贡献,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由此,黄孟复指出:完全可以说,民间资本、民营经济是改变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营经济既然是“改变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也应进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畴内。因而国务院于2005 年2 月颁布了“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从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社会服务、政府监管、政策指导等七大方面形成了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这将有利于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潜规则”和体制障碍,使民营企业获得良好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可是,几十年形成的计划经济的观念,国有企业是正宗经济的观念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因此,尽管中央有精神,国务院有法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潜规则”和体制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民营企业企盼的良好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也没有完全形成。

这些现象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再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道理来解释,试问还有多少信服力?那么只能用“国有企业情结”来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广大人民希望这种情结消失得越快越好。

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最大的区别归纳到一点,就是经济效益的不同:项目投入成本的不同,投入产出的比例不同。其不同的“量”还不是一点点。这些不同,或许在当今享尽资源优势的国有大企业还有利润时,显示不出过多的矛盾。但是,如果细细算账,认真审计,公正对比,就会显现出其中不同是多么的惊心动魄。不久的将来,国有企业的特权逐渐消失,市场经济规则统揽全局的时候,如果国企再不改革,那么这些差别必将令它们再次陷入困境。而民营经济犹如长江之水,即便遇上种种艰难险阻,终究滚滚东去,奔腾入海。因为它们符合经济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是抗拒不了的。

2003 年10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专家们,在一份《中国钢铁工业格局正在发生五大变化》的专题分析中,在分析了品种结构重大调整、资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地域的重心发生转移、资源争夺、规模扩张等五方面的巨大变化后,最后的结论是:“展望中国钢铁工业的未来,有三类企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笑’到最后:优秀的民营资本、沿海地带企业、规模超过1000 万吨的企业。”如今的沙钢,全部符合这三类标准。

这批专家们从没有到过沙钢,也不认识沈文荣。2004 年11 月23 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的刘世锦研究员,乘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之机,抽出晚上乘飞机回京之前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匆匆赶到沙钢听、看了一个多小时,临行前握住沈文荣的手说,他坚信专家们的上述结论不会错。刘世锦于2005 年升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专家们的深刻分析中,人们领略到“沙钢之路”留下的思考中更深邃的内涵。

在人们对“沙钢之路”思考的同时,沈文荣也在为沙钢的未来深深思考。2015 年以来,他与笔者多次促膝长谈中,列举了一批双方都知悉的锦丰地区乃至张家港市已经破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还回顾了那些国内颇有知名度的民营钢铁企业倒闭的事例,深深感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之不易,而要发展成“百年企业”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又回顾了沙钢四十年来发展历程中的种种艰辛和风险,也是不胜感慨。

笔者说:“关键在于企业的当家人,沙钢有今天,也全靠你了,这四十年你确实不容易,不简单!

沈文荣却谈起了沙钢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全国全球钢铁产能的严重过剩,带来的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钢铁业科技创新的新形势和新成果;企业多元化发展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带来对企业的冲击;转制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新变化;兼并重组后产生的新问题;企业新的人才工程尤其是接班人工程的思考,等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任重道远,任重道远呐!”

沈文荣谈的内容中,不乏以市场经济观点剖析当今的一些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对产能过剩问题,沈文荣认为。应该从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观点算大账。美国、日本、韩国等钢铁大国,从他们国内的需要看,产能早就过剩了几十年,过剩量达40%-50% 之多,他们并没有减产,而是将多余的产品出口到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以其竞争力占领市场。这就保证了国内的盈利、税收和就业,也保住了钢铁大国、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就应努力开发需求对路、质量和价格有竞争力的产品,打进“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我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

然而,有人反对和限制钢铁产品出口,对他们的两条理由,沈文荣不敢苟同。一是说“怕人家反倾销引起贸易纠纷”。沈文荣认为,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的常事,不足为惧。沙钢就经历过三次“反倾销”官司,都据理据法打赢了,打出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志气!二是“怕将污染留在中国”。沈文荣认为,这有失偏颇。目前中国大部分钢企早已不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大老黑”了,划时代的干熄焦工艺和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循环经济,已经把钢铁企业变成绿色钢城。美国、日本等国的环保、生态意识比我们强得多的国家,钢铁出口量占产量的40%—50%,说明钢铁企业重污染的年代已成历史。沈文荣介绍说:“最近我到美国与一家钢企洽谈业务,看到这家全美最大最先进的钢企的环保和循环经济,还不如我们,这当然有新建企业与老企业的差别,但也说明我们的科技创新还是很到位的。”沈文荣继续介绍:“据我了解,国内许多大中型钢企的环保水平都不比沙钢差,说明我国钢铁产品出口创汇的条件完全成熟,这种一举数得的事,应该大力提倡、支持,这是我国钢铁工业融入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一个战略之举。因此,沙钢的出口创汇,就一直走在全国钢企的前列,今年还要增加10— 15 个百分点!”沈文荣挥动大手大声说。

对其他一些敏感话题,沈文荣也作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和打算。听着他入木三分的分析,看着他严峻而认真的神态,笔者油然感到,沈文荣的“市场观”又升到了“国际版”。

笔者总以为,就沙钢目前的业绩和地位,沈文荣已经圆了他的“钢铁梦”。可是,听了他任重道远的感叹,以及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与对策、设想,听到他又亲自出国与有关企业洽谈当今钢铁业最新的两项技术合作开发的消息,笔者深深感到,沈文荣的“钢铁梦”并没有划上句号,他把自己的“钢铁梦”融入了“中国梦”,为此而奋斗终生,为此要代代传接下去。

人们在提到沈文荣时,往往联想到“大老板”、“大富翁”等称谓,看了他四十年的心路历程,听了他目前还在思考的问题,以及他培养大儿子沈彬,肩任集团党委书记重任的举措,笔者深感他的共产党员本色没有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没有变。因为,他的“钢铁梦”已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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