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全渠
能夠持久發展的文化與文明都是因為一些聖賢與忠義善良正面人物的言行所纍集發展而成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除了歷史久遠，國土廣大多樣之外，人口一直就是質量均高，人是決定一切的最主要因素。
中國文人很早就說「聖人之言曰經，賢人之言曰傳，傳之所以解經者也。」孔子是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景仰的至聖先師，是因為他一生的言論著述被後人視為經典。他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不過是將先聖賢（周公制禮作樂……）所作重新整理解說發揮而已，對於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提示人應該如何提升發展自己本性中有利於個人心身、家庭、社會、國家之間的和平和諧，同時去掉人性中不利於各種和諧的本能。孔子又非常地強調人要謹守中庸之道，不要走極端，方法就是要懂得權衝一件事物的時間與空間性及兩利相比取其重，兩害相比取其輕。所以他說「守經事而不知其權未可與議也」，又說要「學而時習之」，不可死背硬吞。這是他自己的經驗，他說過「吾嘗終日不食，以思、無異，不如學也」，所以「學而不思則惘（迷惑），思而不學則殆（想不通）。」其結果不是誤解精義，就是矛盾重重而無法統一。所以孔子也是聖之時者。
中國文字的著作與先賢的忠孝節義等行為示範浩蕩深奧有如汪洋大海。上焉者「焚膏繼晷，兀兀窮年，而後勾元提要，悟其精義。中焉者好讀書不求甚解，而後摘章尋句，書中求樂。下焉者偶擇佳作，望文生義，而後斷章取義，道聽途說，嚼字為篇以添顏面，視為文化。
中國社會視忠與孝，為人品德的高下。孝是基礎，「百善孝為先」。忠是對國家的盡責，被視為大孝，「大孝曰忠」、「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當忠孝難兩全時，要「移孝作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破了、家不亡者鮮矣。所以移孝保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歷史上忠孝矛盾不易解讀的例子也不難見。
一、春秋時楚人伍子胥（？－ 484
B.C.）的父兄因楚平王無道受小人之害被殺。伍子胥機警才免於難，在逃離楚國途中遇到也是楚國大夫的申包胥（原名公孫包胥，封於申地故又名申包胥）。告以逃亡之因，並誓言必滅楚以報父兄之仇。申勸說楚王雖然無道但臣以君為綱，君是國家的代表，何況滅楚戰端一起，受害的楚國人民必多，如果你一定要滅楚，我一定要復楚。伍子胥逃到了吳國，佐吳王闔廬伐楚，攻入郢都，當時平王已死，伍挖棺鞭屍。申包胥跑到當時強鄰秦國討兵驅吳國兵，秦哀公拒絕，申乃依庭牆哭了七天七夜，哀公受其誠心感動便出兵收復楚國。事後楚王行賞，包胥逃而不受。
太史公在其所著史記中說，「當時如果伍子胥追隨父兄一起被殺，與螻蟻死亡有何分別？但他能放棄小義，洗雪大恥辱，讓聲名流傳後世。當伍子胥在江上困窘，在路上討飯吃的時候，心裡何曾有一會兒忘掉仇恨。所以說隱忍起來成就功名，要不是壯烈的大丈夫誰能辦得到呢？（白話翻譯）」何況父仇不共戴天，楚平王又是一個昏君為何愚而忠之。申包胥為了救楚國，在秦宮庭外哭了七天七夜。伍子胥的孝，申包胥的忠到底誰對，更偉大呢？其實都偉大，因為都是誠心誠意地忠
於自己的理念，都沒有一點虛假矯情。而「誠」是人性積極面最需要與最初的起點。所以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先是以「意誠、心正」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