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時報-錦言


不可遺忘的紀念－－《南京大屠殺》67週年　　　【按語】正當日本軍國主義者蠢蠢欲動，把「自衛隊」改稱為「自衛軍」，而且可以在國外參與戰鬥的時刻，我們迎來了人類史上罕見的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六十七週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至 1938年2月5日）。我們有感於歷史的不容歪曲或抹煞；有感於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和對歷史的抵賴以及不肯向包括中國在內曾被其侵略荼毒的亞洲人民低首認罪，甚至不肯道歉，而且更變本加厲地要求派兵出國；要求加入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我們並無意於煽動民族仇恨情緒，但歷史不能輕易忘掉，而應以史為鑑，創造未來。尤其是今天日本仍然在霸佔中國領土釣魚台，做著種種損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如日本首相更矢言不會終止參拜靖國神社；對侵華歷史不肯承認和道歉……等等。本報對此特闢出版面分四期刊出，以表示我們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警愓和對被屠殺軍民的沉痛的悼念﹗ 　－－周錦興

南京大屠殺歷史紀實　　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　　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著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３４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　　在南京審判（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梅奇牧師（返美後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歷史教授，後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後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　　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於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　　於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有「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２０萬人以上」的裁定。　　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為期六個星期。　　「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淪陷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兩天後，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　　儘管有松井上將和天穀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姦淫、掠奪、放火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於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　　他於３月４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　　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３月４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　　史邁士教授在其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１９３８年３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著的。　　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於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姦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導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國人所作之記述。　　姦淫燒殺三個月仍未停止　　南京失陷後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穀兩位醫生於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後對市區的首次巡示，蔣氏於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淒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于南京淪陷後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於１９３８年８月之《西京平報》。　　戰後，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穀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　　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姦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　　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　　南京陷敵後，鈕落髮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並息影於美國洛杉磯。　　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餘了，日軍為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線，閉上眼簾，一隻手搓著頸項上所掛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後，於１９３８年３月初入南京城，６月３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於１９３８年７月的漢口《大公報》。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姦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３月中旬以後，屠殺和奸淫的程度逐漸減少。　　可以說三月中旬到５月底是「小屠殺」時期。　　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於１９３８年５月份埋葬８０６人的記載。（轉１０版）　　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　　一路屠城人煙絕跡　　　　南京雖早在１９３８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奸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為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奸、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３月成立於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復。　　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才與事實符合。　　「東京審判」的判決說：「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２０萬以上。」　　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　　在南京四周２００華裏（６６英里）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於同樣的狀態。」　　「南京四周２００華裏」應即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這正好是東起于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龍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廟、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　　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線，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　　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禦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為老弱和婦孺。　　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倖免。　　日軍一路屠城殺向南京　　日軍２０萬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煙絕跡。　　日軍第六師團於１１月５日在杭州灣之金山衛登陸後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據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報導一位英國記者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親赴松江考察後所發的電報：「松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１０萬人左右的居民，我卻只看見五個年老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裏，流著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到上海。」　　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蘇州為日軍第三師團於１１月１９日攻陷。　　據１９３８年上海《密勒氏評論》一篇文章報導：「美麗古雅的蘇州城原有３５萬居民，日軍佔領該城後，只剩５００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還如下述：「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層的婦女。　　獸慾勃發的日本兵到底姦汙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估計。」　　穌實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國婦女作日軍慰安婦》一文中說：「蘇州城陷後有二千多婦女被擄。」　　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其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重慶《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抗戰建國與婦女問題》一文中證實，日軍不僅將被擄婦女編號供姦淫，甚至當眾將被擄婦女「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　　一面讓我們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一面又充當他們的獸慾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稱的無錫，為一工業中心，平時人口達９０萬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以來幾乎每日均遭日機轟炸。　　據上述《密勒氏評論》文章所載，１１月１０日日軍於一日之內竟投炸彈１６０餘顆，全城工廠與商業區盡成瓦礫，軍民死傷無數。　　惡名昭彰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所屬之第二十聯隊（相當於中國的團單位）於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後，大施屠殺，縱火焚城達十餘日。　　據該聯隊第三大隊上等兵北山於１９８７年公佈之《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入城後不分軍民一律屠殺。　　上述穌實的文章裏報導日軍在無錫擄奪中國婦女３０００人，其中為軍官所佔有，隨軍押向南京者為數不少。　　日軍於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進）。　　按《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接上級命令，所擄居民皆殺，結果四千余人被屠。　　鎮江為南京之遮罩，運河中樞，且系江蘇省會，日軍於１２月９日破城後，數千未能離境之難民皆遭屠殺，婦女被輪奸致死者極多。　　後來紅十字會收屍共３０００具。　　當時年僅７歲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鎮江城內，其祖母、母親、大爺和哥哥皆死于日軍屠刀之下，本人之後背被日兵刺了３刀，後被救活，現居北京，其背後３刀傷痕仍清晰可見。　　尹女士已撰文報導其受害經過，在《日本侵華研究》第十六期發表。　　田伯烈在其書中提到：「中立的外國觀察家曾赴日軍佔領下揚子江下游三角地帶旅行視察。　　據他們的報告，破壞毀滅的情形，決非局限於上海及其附近。　　……生產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絕滅比較幾千幾萬人犧牲於姦淫屠殺之下，其影響實在更為可怕啊！」　　田氏估計上海附近三個月的戰事，造成中國官兵傷亡至少３０萬人，平民的死傷數目也不相上下。　　　　騙投降然後屠殺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殺」繼踵而至。　　日軍近八個師團約２０萬人，此外還有飛機助戰，海軍遊弋長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優於中國軍隊的三倍），分六路圍攻南京。　　守軍約１２萬人（除教導總隊及憲兵兩團外，有十三個師）。　　１２月９日南京週邊要地龍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盡失，於是環城防衛戰開始。　　１２日晨日軍攻陷城西南之中華門。　　當日下午五時，自告奮勇保衛南京之投機軍閥唐生智長官召集師長以上人員開會宣佈撤退，部隊由下關渡江北上與正面突圍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後，南京徹夜槍聲不停，各奔生路，無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裝到老百姓家，特別是國際安全區藏匿。　　日軍於１３日晨９時許始由中華門及中山門湧入市區，三個月的「南京大屠殺」隨即開始。　　三十四萬同胞慘遭日軍屠殺　　日軍圍南京城的幾天，不斷散發傳單，宣稱「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他們能安居樂業」。　　同時日機大量散發優待證勸守軍交槍投降：優待憑證（絕對不殺投誠者）凡華軍士兵，無意抗戰，豎起白旗，或高舉兩手，攜帶本憑證，前來投誠歸順日軍者，日軍對此，必予以充分關照，且代謀適當職業，以示優待。　　聰明士兵，盍興乎來？日本軍司令部印１２月１０日，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更散發傳單勸守軍總司令不戰而退，並保證「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宏和善的態度」。　　１２月１２日唐鑒於大勢已去，乃請南京青年會負責人國際安全區副主任費吳生博士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戰，但為時已晚，無由實現。　　日軍於１３日上午１１時來到南京國際安全區，在費吳生和另外兩位安全區委員（其中一位應該是梅奇牧師）的面前，就殺死了因驚駭而奔跑的２０名難民。　　日軍在入城後頭幾天的燒、殺、奸、掠有無數的資料可查證，但再沒有比已在華傳教二十餘年的梅奇牧師（他當時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主席）于１２月１９日給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寫的信更真實了；「上周的慘狀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我從來沒有夢想日本兵會是這樣的一群野獸。　　一星期的屠殺和姦淫，我認為遠比近代所發生過的任何屠殺為甚；除土耳其人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慘案可與之相比。　　他們不僅殺掉能見到的每一個俘虜，也殺了極大數目的老少平民，他們很多人像被獵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殺。　　從南城到下關全城堆積著死屍。」　　城裡城外死屍遍野　　雖然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於日軍入城三天後，即雇傭１００到２００工人開始清除死屍，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自１２月２２日開始收埋屍體工作，收埋屍體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１２月２６日開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內仍是到處死屍，德國大使館羅森秘書於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自南京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紅十字會在為埋葬眾多屍體而慢慢努力。　　部分屍體是剛剛從水塘和地下掩體（以前防空襲的掩體）中成堆成堆地打撈和挖掘出來的。　　例如在大使館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體就挖出許多屍體。　　郊區小港口下關尚有三萬具屍體，這都是大恐怖時期集體處決的。　　紅十字會每天埋葬屍體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區在農田和水溝可見零星屍體。　　郭岐營長於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同教導總隊睢友蘭團長夫婦等１１人搭漁船逃離南京，報導離南京不遠登岸時所見：「我們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屍。」　　此地離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時間已經過三個月，遍野死屍，無人過問處理。」　　「南京大屠殺」的初期，以人數而論，集體被屠殺包括放下武器的戰俘和逃難的難民比較多，零星被屠殺死亡的人數比較少。　　正如貝德士在東京審判作證時所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時間恐怖達於極點。」　　梅奇牧師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同貝德士談話時提到，直到那天各領事館人員還不准回南京城。　　並說：「自從日軍入城便屠殺解除武裝的士兵和成千上萬的平民，現在還在繼續，機關槍仍不停地響。　　很多的時候他們懶得用槍來射殺，而用刺刀一個一個把受害者捅死。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為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南京市議會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歷時兩載。　　首先中國軍事法庭於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穀壽夫。　　親歷其境之證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審判依據。　　３月１０日宣佈判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１９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１５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３０餘萬人。」　　判決書所定之集體屠殺１９萬人及零星屠殺１５萬人，系根據身歷其境之１２５０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屍體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統計表；靈穀寺無主孤魂３０００餘具之碑文；及穀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㟲述其以叢葬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眾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為物證。　　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於１９４６年５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０萬人。　　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９６２６０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為３９１１７１人。　　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為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十餘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餘件書面證詞，最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決：「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２０萬以上。　　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１５．５萬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　　……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奸後必殺幾成規律　　１９８１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　　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　　據１９８４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餘人，他們接受採訪的證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　　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於１９４７年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數目為３４萬人，即集體屠殺１９萬人，零星屠殺１５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的電稿《紐約時報》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標題為「南京強姦事件」；其小標題為「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　　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南京強姦事件」一詞。　　事實上，南京淪陷後，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　　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姦中國婦女。　　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敖說：「強姦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為日軍在強姦之後，通常是把被奸的婦女，甚至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一齊殺掉的。」　　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一實例：「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輪奸，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輪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個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姦，其子向日軍拼命，亦被殺死。　　　　　　　　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餘刀而未死之奇跡亦為世人所周知。　　奸後必殺幾乎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　　在國際檢查處向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裏，有一件是日本軍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後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用某中隊長關於強姦給士兵的指示：「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或者於事後殺掉。」　　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其《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姦婦女）大部分在事後殺掉。」　　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後的一個月內，強姦中國婦女達２萬名」。　　國際安全區主席雷伯亦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佔領一月之內發生不只２萬起強姦事件。　　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姦強姦又是強姦，我們計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語。　　東京審判判決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姦了。」　　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　　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南京遭受強姦的婦女至少８萬人之多。」　　日軍四出強姦婦女而奸殺並施，日以千起，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　　日軍蹂躪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冊前所未聞。　　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懸樑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後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　　日軍入城後，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　　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為灰燼。　　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於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１２月２０日後復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　　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沖天。　　向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內放火。　　更向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著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　　青年會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　　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視窗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向天空飛騰。」　　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為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用汽油和化學藥品縱火。　　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的樣品。　　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裏說：「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鋪動手放火。　　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舍均已焚毀，闃無人跡，連家畜也看不見。」　　外國使館住宅也難免劫　　羅森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佔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師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說：「整個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館的汽車。」　　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佔領的或未佔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　　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　　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橫財。　　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師團長穀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　　社會學家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六合兩縣，江南的江甯、句容、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會於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　　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於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於掠奪和搶劫。　　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產損失估計為二億四千六百萬元（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　　１９４６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佈的「南京抗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為國幣兩千三百億元（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　　誰負「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３４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產遭到日軍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　　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姦。　　我們前已提到隨軍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　　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　　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　　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南京２０公里）時即分別殺死無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山時，已分別殺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１５０人為止。　　這兩位「殺人魔鬼」的競賽為東京報紙所讚揚，稱之為勇士。　　但「殺人競賽」之主凶為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３００餘人，惜尚未為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　　田中、向井、野田三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塚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麼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　　塚越說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１０６個中國人。　　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眾，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　　請見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　　最驚人的莫過於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團長之尊，在南京當眾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屠殺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　　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士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姦淫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　　殘暴為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　　日軍以嚴格紀律、打罵、生活幹擾、個人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為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天皇本人。　　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為「大和民族」的自負感。　　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淩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普遍輕視。　　３０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勒為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　　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為「清國奴」，任意殺戮。　　正如宮崎縣的一位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隻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　　其次，掠奪與徵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　　　　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　　　　在戰時國家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為一了。　　日軍２０萬自上海和杭州灣向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徵收」。　　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倉開始即「就地徵收」維持生命。　　徵收成為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為搶劫、強姦、焚燒及屠殺。　　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採取「三光作戰」，「即對敵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　　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認定大屠殺系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　　　　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為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　　按著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則２０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　　　　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１９４８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　　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中誇口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　　下令殺掉全部俘虜　　要處理這麼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　　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　　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　　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　　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　　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　　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　　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決。」　　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為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決」。　　參謀長是幕僚，為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係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　　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絕不能作主。　　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繼松井（晉升為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趕至前線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　　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於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雜誌）：「當聯隊的第一線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責任。」　　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　　中島師團長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記（《增刊歷史與人物》，中央公論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說：「因採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屠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１５０００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長處理掉１３００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不斷來降。」　　「山川草木都是敵人」　　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於１２月１４日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１４０００餘名。　　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向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複電為「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去幹」，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　　其次是第六師團。　　第六師團是屬於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　　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　　他在杭州灣登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　　該軍「軍參謀長的注意」有「對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項：「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幹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於日軍的單獨兵等等，有這樣的實例，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注意，尤以後方部隊為然。　　如果發現這些行為，不得寬恕，應採取斷然處置。」　　（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８年）。　　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在官兵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姦的暗默諒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穀壽夫中將為中國軍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　　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穀也親自用軍刀殺人，他本人強姦中國婦女十餘人。　　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共產主義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　　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後，立即屠城。　　戰犯七人被處絞刑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松井石根大將，於戰後經東京審判以「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　　松井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別「掃蕩」。　　對戰俘問題未提隻字。　　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為「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　　南京淪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　　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於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　　事實上，松井入城後（１７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１４０００餘名俘虜於１９日上午才動員殺掉。　　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　　同時，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姦、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　　該部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記中寫著：「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睹。　　嗚呼！這就是皇軍？」　　「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　　（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於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　　「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　　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天皇才是罪魁禍首　　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為重視，支持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　　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於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為獎。　　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　　結語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嚮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瞭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為簽字國之　　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約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　　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瞭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　　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為什麼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受押待刑之際，向花山信勝教授懺悔說：「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別說對中國人，就是對俄國人，日軍在俘虜處置問題以及其他方面都處理得很好，而這次卻做不到這一點。　　」松井是陸軍大學畢業，在歐洲服務多年，並為日本出席１９３１年世界軍縮會議的全權代表。　　松井本以年邁多病已退休息影家園，今應召重上戰場為日本侵略效命，但竟忘記了國際公法與人道主義。　　裕仁之下，松井應負「南京大屠殺」最大之責任。　　朝香宮鳩彥王與裕仁天皇為年青時代的遊玩夥伴，在法國工作數年，能操法語，保持歐洲生活習慣，但卻忘記法國高度的人文主義與尊重國際公法。　　身為駐南京之日軍最高指揮官，公然坐視日軍在南京奸、殺、燒、搶不予制止，理應戰後處以極刑，以其為日本皇室而逍遙法外，實為對公理正義之莫大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