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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個名字充滿了帝國主義論調?

来源:觀察者網 作者: 王文 中國人民 发布时间:2017-11-26
摘要:過去十多年,筆者曾在近50個國家訪學或調研,每每與當地學者、媒體、官員或青年人交流,往往幾句話後就會陷入某種相似的尷尬:我需要從最基礎的 知識開始,重新向對方說明中國
過去十多年,筆者曾在近50個國家訪學或調研,每每與當地學者、媒體、官員或青年人交流,往往幾句話後就會陷入某種相似的尷尬:我需要從最基礎的知識開始,重新向對方說明中國,比如,中國是全球民族最複雜、各地文化差異性最大的國家之一,五千年來中國文明在本土從未中斷,人口總數相當於西方30多個國家總和的2倍,中國是過去30年從未發動或參與戰爭的和平大國,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難完全消除對方對中國發展的不解、困惑、誤會乃至恐慌!

類似的尷尬實際上折射了長期以來全球知識界、輿論界、政策界沒有全面、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殘酷現實。非但如此,在一些國家,“中國威脅論”還此起彼伏、甚囂塵上。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譚中先生在這本《簡明中國文明史:超越民族國發展旋律的特殊道路》的導論中即指出的,“在國際上只有外國人在講中國的故事”,造成了中國形象經常被歪曲。

從1883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所著的《中央的王國》一書開始,整個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都被西方學術界“中國=中央王國”的民族主義帝國式的深層敘事邏輯所壟斷。這種潛在邏輯的闡述在20世紀中葉被視為西方頭號“中國通”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論述中得以強化。他在代表作《中國:傳統與變遷》第一章就寫道:“他們自稱'中國',意即'中央國家',這種稱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謂'天下',不過是隸屬並服務於中國的其他地區罷了。”在譚中先生看來,費正清“中國中心論”是當今國外害怕中國崛起的主要理論根源。而寫“一本清晰地、客觀地、正確地介紹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好書”,正是譚中先生的宏願。



明·四海總圖

這也是我翻看導論後立刻答應為這本書寫一篇長書評,並願意盡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薦此書的初衷。為此,我要特別感謝譚中先生的信任,讓我有幸提前得到書稿。 2017年春節,在他人過年的砲竹喧鬧聲中,我躲在東南亞某個小島上靜靜地精讀完譚中先生的大作,堅定了我先前決定的正確性。

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讀物,而是一部重新評述中國文明史的傳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費正清的《中國:傳統與變遷》和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之後能影響全球中國觀的代表作。

本書的經典不只是源於譚中先生志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理想,更在於譚中先生學貫中西的深厚學術功力,以及傳承於其父譚雲山先生致於推進中印友好、重塑東方文明的家學淵源。誠如許多讀者所熟知的,中印當代文化交流史是繞不開譚雲山、譚中兩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現在我敢說,未來的中國文明史的學術講述文獻中,或許也將繞不開這本《簡明中國文明史:超越民族國發展旋律的特殊道路》。

這本書最大的思想貢獻在於,以一種久違的中國情懷告訴世人,中國故事要從中國歷史的起源重新開始講述。如果“中國是怎麼來的”的基本認識都錯了,那麼就會一錯百錯,最後會掉到西方話語的陷阱裡。

在世界上,大量對中國的講述,無論是教科書,或是大學課堂,都是從China的中文含義“中國”即等於“中央王國”或“中央帝國”甚至“世界中心”開始的。這不只是對“中國”兩個漢字的望文生義,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民族國家體係以來西方地緣政治學對東方文明史的話語誤導。

事實上,當今的“中國”二字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的簡稱。若從“中國”一詞的溯源看,“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國”,即“京師”之意,所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原來的京師豐鎬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學者都曾考據過“中國”一詞的來歷,即“中國”的自稱,是地理認識未達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 100多年前,康有為曾解釋道:“吾國本為亞東至大之國,當時地球未闢,環立四裔,皆小蠻夷,故就地言之,自稱中國。”章太炎則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稱“中國”的還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陽。有類似這樣的方位中心意識的還有巴比倫人、古埃及人、雅典人。

中國人對“中國”地理方位的認知理解與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著作對“中央王國”的認定是迥異的。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人認定為民族國家世界裡的種族中心論者,認定中國骨子裡就自我以為“高人一等”。一旦產生了對“中央王國”先入為主的中國觀,在即便最平和的中國敘事中也會將中國往“種族主義優越感十足的國家”方向去引。比如,費正清認為,中國歷史的敘述就是一個中華帝國從治到亂、從亂到治的過程,“中國自古就有以本民族為世界中心的傳統”,“擁有一種文化和種族上的民族主義情感”。按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當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導到“中華帝國主義”的威脅感中!

譚中先生看透了這個敘事陷阱。 《簡明中國文明史》自始自終都貫穿著作者要把中國從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認定中摘離出來的努力。作者認為,民族國家發展的突出特點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國則是一個例外,是基於地理共同體之上孕育出的中國文明共同體。從考古的諸多遺址看,“喜馬拉雅圈”是中國文明誕生的搖籃。長江、黃河兩大文明河劃出了中國的“地理共同體”。基於共同的經濟生活與“天下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國數千年發展呈現出了“文明共同體”的形態,而隨著政體的統一,中國版的“命運共同體”逐漸形成併升級。

譚中先生認為,從堯舜禹的禪讓開始,中國就不是“民族國家”那般的歷史起源。秦國統一中國,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異。秦漢時期大一統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成了“命運共同體1.0”,而隋唐宋時期打造出“命運共同體2.0”版,元朝改造了中國命運體,而明清時期使中國“文明道路”與西方的“民族國家”發展軌跡出現了交叉運行。 1901年的《辛丑條約》則標誌著中國“文明型發展道路”走到了盡頭。不過,經過了19世紀、20世紀初的曲折,中國已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籲要在全世界構建“命運共同體”。未來的最理想狀態,就是所有的鄰國和中國攜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國周邊的“民族國”沙漠變成“文明國”綠洲。




《簡明中國文明史:超越民族國發展旋律的特殊道路》,譚中著

在譚中先生看來,民族國家是戰爭與動蕩的根源。他時不時都將中國與西方的民族國家發展歷史進行穿叉的比較論述。比如,講到秦漢隋唐宋民族之間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時期,歐洲卻發生著羅馬帝國下的民族大遷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倫巴底人、法蘭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大量進入歐洲,使得羅馬帝國崩潰,接著歐洲大陸千百年民族國家化的進程使歐洲大陸變成了“戰爭大陸”。而在中國,像孫中山那樣把中國文明變成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那樣的“民族國家”,是把中國引向歧途。

針對未來,譚中先生預測,“民族國家”的世界情況不妙,強權更替,美國衰敗。雖有鼎盛時期的狂歡,卻時常有動蕩的痛苦。相比之下,基於文明軌蹟之上的“世界命運共同體”才是未來民族國家軌蹟的替代道路。先試點建立“上合命運共同體”“中印命運共同體”“中國-南亞命運共同體”“東亞命運共同體”……然後推廣到全世界,在21世紀、22世紀實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樣,地球無疑於重獲新生。

說實在的,作為本書的第一位讀者(作者與編輯除外),我擔心,這樣的“敘事革命”會被人視為是某種“學術探險”。畢竟,在當下中國的學術氛圍下,段段有引註,句句有出處,才是所謂“最規範”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會科學》中所說,“先前被認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視為對歷史、社會研究的核心障礙”。過於學術規範的敘述,反而形成了當下對中國故事講述的表達困難,對讀者而言也是一種知識的折磨。

在閱讀中,我時常感受到譚中先生對中國史評述的文字激盪,以及帶來的心靈愉悅與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國、印度、美國這三個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國之間的長者,在評述與比較著中國文明史的發展得失,以及其他國家發展的歷史借鑒。無論讀者是否認同這個觀點,這本書都不能認為只是探險,而是久違的創新。

它是對長期壟斷著中國歷史敘述的“民族國家論”的重大批判,是從源頭上消除“中國中心論”帶來“中國威脅論”的艱難探索,是對當下中國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溯源式闡述。

尼采曾說,歷史並非已然消逝了的東西,它具有一躍而成為現實的無限潛能,還有塑造未來的無窮潛力。譚中先生的這本新著就具有這個功能。它讓尼采之言成真。

是不為書序,而為一位晚輩讀者的學習感言。
责任编辑: 王文 中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