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江
我參加全港公開攝影比賽獲重獎的消息傳到酒店屬下的酒樓夜總會的經理亨利•安納德先生耳中,他是法國人,熱愛攝影,因此我們在彼此有空閑時間時便一起討論有關攝影的技術問題,在一次閑談中,我向他表示希望以工讀生的身份安排一些時間回學校讀書,在他的熱誠協助下,他安排調任我作為他的私人助理,工作時間比較自由,因此我以自修生的資格考進一中文學院(即今之香港中文大學)。
一年級下學期學校來了一位年輕的美國講師,因為我們大部份學生都是來自大陸,英文的聽講能力有限,因此在語言溝通上常出現問題,有一次,一位同學對他所問的問題答非所問,那年輕的講師突然爆粗說他是「中國豬玀」,於是我站起來要求他作出道歉,我的要求獲得全體同學熱烈地支持,最後他作出道歉,從此也沒有再見到他的影子。
此事很快的轟動了全校,也因此改變了我的命運,一天回校的時候遇見了教務長佛學大師羅時憲教授,他吩咐我下課時往見訓導長,我問他為甚麼?他幽默地說:「您怕嗎?如您怕就不用去,如您不怕那就下課後去見他。」怕甚麼,最多是因為要求那青年講師道歉的事向我作出秋後算賬吧了。
下課後,我往見訓導長伍教授,他交給我一封信,說是教務長要他準備的,那是校方委任我作為學生代表出席世界大學服務會 THE 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WUS)
香港分會籌備委員會的委任信,離開訓導處即遇到了教務主任,我問他為甚麼選中我,他還是那兩句話:「怕嗎?就不用去,不怕就去。」
世界大學服務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總會設於瑞士日內瓦,香港分會是當年第四十二個國際分會,籌備委員會假基督教青年會會議廳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各院校學生代表教授及張有興議員,胡鴻烈大律師、布克禮牧師等社會著名人士,當我自我介紹的時候,立即遭受到其他一學生代表反對,他說學生代表的資格起碼應是三年級學生,一年級學生是不合乎他們的要求,我靜靜的將學校的委任信拿出來交給籌備會的主席,於是,他拿出來討論,首先獲得香港大學教授傅尚霖博士之支持,他說既然是學校委任的,當然他有資格作代表,他的建議獲得大部份出席人士支持,因此便取消了學生代表的年級的限制,更意外的是我獲選為該會第一屆秘書。
三年級時,我倡議設立一大專保健計劃聘請十餘位著名醫生作為我會的顧問,條件是凡我會員前往診病,該醫生減收三分一醫藥費用,由我會津貼三分一,因此會員衹需付三分一醫藥費,這計劃獲得大部份委員支持,我也因此而獲選為第三屆主席,同期美國主席為
一大學校長賈歷嘉博士,越南分會會長為越南副教育部長阮博士,後來我們也建立了友好的關係。
為了發展會務我常接近各大專院校負責人,以了解大家的需要,有一天我往訪新亞書院院長錢穆博士,他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廣東人說的官話,有時候很難完全的表達我的意見,這時適巧該院藝術系主任丁衍庸教授進來,以前我們在東方美專見過一面,因此他加入作為我們的傳譯。
1978年,我收到周公理教授的來信,內附有丁衍庸教授送給我的一張國畫「荷花與小蛙」,他吩咐我好好的將此畫保藏,因為那張畫很可能是丁教授的最後一張遺作,事緣有一天耆老書法家黎心齋先生邀請一班畫家在他家裡雅聚,丁教授忽然向周公理老師問起我的近況,並即席揮毫寫了一張畫,托他寄給我,想不到第二天他已仙遊,更想不到分別廿年,他還記起當年這位小朋友並以作品相贈,使我深深的珍惜這一份友情。
更正:前文載「並選了廿多張畫給我」應為「並選了廿張畫照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