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工和爭取獎學金的方便，馬英九卅年前在留美期間申請了綠卡。我們知道，擁有綠卡跟入籍美國不是一回事。綠卡固然可以是入籍的前奏，但如果不入籍，而在完成學業之後，離開了美國，那麼依照習慣，一年後當事人便等於自行放棄了綠卡。當如副總統阿蓮所說的：「放棄就好，無可厚非。」但在大選期間，你既是候選人，你便是對手的眼手釘，當然人家不會放過你，一定要抓住機會，小題大作，說這是你不「愛台」的鐵證。咬住不放，窮追猛打。今天我們看見了台灣「綠卡風波」，綠營可能準備吵下去，但願選民以平常心看待，並視為純屬個人過時的私事。
記得一九九四年，當外交部長錢復博士推薦我當「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首任團長時，我首先在台北接受了三個部門的面試及考核：外交部、國合會、農委會。當時有人問我是否擁有雙重國籍。我毫不隱諱，照實回答。我說我確確實實擁有雙重國籍：我既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又是加拿大的公民。然後我又加上一個超國籍性的組織：聯合國。我說從八九年開始，我是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的駐非專員，為旅行方便，我也持有「聯合國護照」。接著有人問我：「在外旅行，你用哪一本護照？」我說其實我三本都用，不過這要看實際情況。譬如這次我回台灣來，無論入境和以後的出境，我都呈遞中華民國護照，而往返加拿大和經過美國或歐洲，我用加拿大護照，至於前往第三世界各國，我多半用聯合國護照，因為這樣比較方便，不需要事先申請任何國家的出入境簽證。
那時在考場上，可能考官們對我這周遊列國的人非常好奇，有人竟問到我在五、六十年代前往歐陸途中和還沒有入「加籍」之前，我用的是甚麼旅行證件。我也沒有說一句謊話。我說我從香港啟程之前，申請了中華民國護照和香港政府發給的旅行證，結果我在船上衹用了香港旅行證，而沒有使用中華民國護照，因為我乘的是葡萄牙客貨輪，每到一處靠岸停舶，到達甚麼國家或誰的殖民地，我都無法預先知道，所以無法預先用護照申請入境簽證。沒有簽證的護照自然無法派上用場，而香港旅行證書則處處可過關，根本不需要簽證。試想如果我手上沒有香港旅行證書，別人都上岸去逛，而留下我一個人在船上，而這船每到碼頭，上貨下貨，總共三個月之久，那不是苦死了我嗎？
至於在歐洲我留學的國度裡，無論西班牙、比利時或意大利，那時都同中華民國有邦交，我自然使用中華民國護照，但若前往英國，香港旅行證就特別有用，根本不需要申請簽證，而持中華民國護照，則非要提早準備申請簽證不可。從一九六三年起，由於我在佛羅倫斯的朋友
VALDEMARO FIORAVANTI
侯爵的大力協助，我獲得了意大利身份證。一如美國的綠卡，意大利身份證那時不僅在意大利管用，在整個西歐、南歐和北歐各國均可通行無阻。所以那時我旅行非常方便，半工半讀也毫無問題。
那次面試百分之廿是在國籍和護照的問題上繞圈圈。有一個問題到今天我還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如果派我去布吉納法索擔任農技團團長，到那邊時，在瓦加杜古國際機場的關卡，我要使用哪一本護照。我說，毫無疑問，我保證會拿出來我的「中華民國護照」；我要在台北布國大使館事先辦理好簽證手續。我發現我的這個答案令所有的考官都很滿意，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補充幾句。我說其實無論怎樣，我都沒有權利再使用聯合國護照了，它已經算作廢了，因為我現在已不是世界糧農組織的專員。如果我去布吉納法索，當然是為中華民國的邦交服務。入境時，我連加拿大護照也不必顯示出來。換句話說，使用中華民國護照是名正言順的，既是我的責任，又是我的權利。三天後外交部發給我另一本全新的護照－－中華民國公務護照。翻開一看，裡面已有了布吉納法索駐台北大使館的入境簽證和大使的歡迎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