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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七大打出「民生牌」看
「民本」讓中國政治軟著陸
來源：華盛頓觀察
號稱 “民生盛宴”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10月22日隆重閉幕，貧富分化與環保議題均被列入十七大政治報告中，這意味著中國官方敢於直面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挑戰，要“確保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惠及更多人”。美國的主流媒體和專家迅速捕捉到這個資訊，稱中國領導人成功地打出了一張“民生牌”。當然，這張牌是否能幫助中國穩穩落地，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我覺得胡錦濤在試圖為持續快速發展的中國墊上一個減輕陣痛的‘安全墊’。”美國威斯康辛-麥迪森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學教授愛德華茲·弗裏曼（Edward
Friedman）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他試圖為中國農村的窮困兒童減輕學費負擔，還想在中國建立基本的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制度。但是，僅僅解決個別的社會問題並不能彌合中國社會兩級化日益擴大的裂痕。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現在需要一個更大規模的體制改革。”
熟悉中共中央決策圈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e）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李成博士認為，“胡錦濤在過去五年中已經逐漸地改變了中國的發展模式，將反腐、環保、民生政策成功地加入了快速運轉的經濟列車中。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民生議題’，說明這套親民理念已經不僅僅是胡錦濤個人的政策，而在黨內取得了共識。”
縮小貧富分化－－經濟與政治的磨合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中指出，當前中國最突出的三大社會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就業失業問題”和“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其中“貧富分化”成為三大問題之首。
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分配狀況，一般採用基尼係數，它以 0∼1的評分區間衡量各國的貧富分化。數值越大，說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是0.47，已經超過了0.4的貧富分化的警戒線，在亞洲僅次於菲律賓。世界銀行的一項報告揭示，中國家庭中最貧困人口約一億三千萬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
“中國貧富分化的實際情況甚至比官方公佈的資料還要大。”弗裏曼解讀說，中國現在的很多富人是靠在經濟改革中撈取了大量灰色收入而發跡的，而這些錢並不在官方的統計之列。同時，貧困地區的官員出於個人政績的考慮，有時會虛報一些收入和教育方面的成就。
著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書的弗裏曼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社會財富分配極不公平的國家之一，貧富差距之大達到拉美發展中國家－－如巴西－－的水平”。
在過去的 50年間，拉美地區的經濟經歷了前30年的快速增長和後20年的衰退時期。長期的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導致了社會的動盪。其中原因很多，但專家普遍認為，社會財富長期過於集中，城市就業矛盾突出，社會保障政策不公和國家社會控制能力弱化是其深層原因。
“中國官方並不想看到中國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長遠看，這些因素會消耗掉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動能，阻斷中國經濟崛起的道路，”弗裏曼提示說。
李成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的採訪時評價說， “近年來，中國領導層在有意識地進行政策調整，尤其是向農村傾斜，使中國農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中國的貧富分化並沒有明顯的改善。”
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領頭羊，美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其實也很嚴重。但李成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無論從合法性還是運作透明度而言，都有一整套民主、系統的途徑可尋，因此，政策容易落實；另一方面，美國有十分完善的稅收體制，政府能依靠收稅調節貧富分化，實現分配公平。相比之下，中國的問題在於，經濟的飛速增長讓民眾的收入差距在短時間內迅速拉大，有權力的人很容易借機撈取經濟利益，這讓民眾感到不滿。同時，中國的稅收制度仍然不完善，政策落實的途徑也不順暢。於是，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策略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現象。
李成說，胡錦濤能在政治報告中直面這一挑戰，是件好事。十七大報告中甚至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意向，如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醫療保險等。但問題在於，這些政策是否足以平衡收入差距，它們在落實中又會遇到怎樣的挑戰？李成預測說，在民生政策的具體執行中，中國各部門、各地區的不同利益會呈現出來，中國有些領導人甚至已經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不同的聲音。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若阿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i-Manoa）的經濟學教授薩莫·拉-克勞克斯（Sumner
J. La Croix）熟悉中國經濟狀況，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的採訪中提出：中央和各省的頭等大事應該是保障中國的貧困兒童的就學條件。
“無論這些孩子生活在沿海的發達地區，還是偏僻內陸；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他們都應該有條件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拉-克勞克斯說，“建立現代化的學校系統在短期內能刺激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來說則可以增加當地居民的經濟收入”。
中國環保是 “少數派報告”？
當中國的 GDP每年以8%∼10%的速度持續發展時，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在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根據世界銀行最近發佈的調查報告，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三十個城市中，有二十個在中國，幾十萬人每年因為環境污染而死亡。嚴峻的環保形勢讓中國人警醒，十七大的政府報告為此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生態文明”，並提出，建設好生態文明，就是“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十七大能將中國的環保挑戰列入報告中，是個進步，這說明中國人在重新思考環境污染問題。但按照西方的標準還遠遠不夠，中國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不把環保‘當成事兒’，“李成評價說，在環保議題上，我相信中央領導人，尤其是總理溫家寶已經足夠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和嚴重性，但是地方領導的意識不足。”
李成將之稱為 “中國環保問題的意識差距”。換言之，少數人看到了環保問題的緊迫與嚴重，多數人仍沒有這個意識。這兩派人的意識差距也是政策制定層的意見分化。要“綠色GDP”，還是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中國人還在思考。
在弗裏曼看來，十七大在環保問題上做出的承諾還只是 “標語式的目標“，中共的領導人並沒有制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議程。發展和穩定仍然是中國的首要任務。他的建議是，如果北京能和華盛頓合作，達成治理環境污染的共識；如果中國同意和南邊的鄰國共同發展亞洲主要河流的水利工程，共用東海、南海的石油資源，在和印度的交往中共用利益，整個世界都會受益。
“要做到這一點，中央首先在環保問題上表現出相應的自我約束能力，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規範地方的環保事務，”弗裏曼說。
李成呼籲到， “中國人應該有緊迫感”。最近，美國的“中國製造”風波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外貿。如果未來5年中，中國的環保工程仍沒有進展，或者中國又曝出什麼環保問題，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形象也會跟著嚴重受損。
放眼全球，環保問題正逐漸成為各國都十分關注的熱點。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憑藉一部解釋溫室效應的記錄片《絕望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登上了奧斯卡“最佳記錄片”的領獎臺，而戈爾本人也以他“環保先鋒”的形象拿到2007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在這些事件的推動下，美國人的嘴邊時常掛上了“綠色經濟、綠色產業”的字眼。
受訪的美國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國和美國在環保議題上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按拉 -克勞克斯所言，中美可以在能源、環境領域開展省級和國家級的科技和政策合作。兩國應更積極地交流彼此在環保領域的經驗和教訓，分享環保技術，在進口貿易中增加環保產品的種類和數量。
“國際社會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國家間的相互衝突中發揮作用，因此，各國間尋求合作、防止戰爭的交流，總是十分重要的，對於北京和華盛頓，就格外重要。”弗裏曼說，“雖然中美之間已經有很多能源和環境合作專案，但是雙方應該更深入地進行這一類型的合作。實際上，中國和美國應該進行全方位、更有建設性的接觸，由此，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互信才能加強。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在某些敏感領域雙方的看法仍有分歧。比如，美國要求中國有更多的軍事透明度，而中方則將之視為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
李成則說，中美在環保工程上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中國缺乏各種環保產品。如果外資願意更多地投入這一領域，回報一定豐厚，雙方受益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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